胡适情事：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缩影
来源：后进分子 作者：后进分子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8
摘要：读史 胡适情事：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缩影 恋爱和婚姻自由，是当下诸多常识之一种。但其实，从父母之命到婚恋自由，不过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传统中国的婚俗，在西化浪潮冲击之下，随着观念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一步一步地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在这期间，曾经有
|
读史 胡适情事：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缩影 恋爱和婚姻自由，是当下诸多常识之一种。但其实，从父母之命到婚恋自由，不过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传统中国的婚俗，在西化浪潮冲击之下，随着观念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一步一步地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在这期间，曾经有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身处其中之人，或曾为婚恋自由欢欣，或曾被父母之命束缚。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就恰好处在新旧并存的境况之中，他的情事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留美博士娶了个小脚太太 1917年，26岁的胡适从美归国，刚取得博士头衔的他受聘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开始了自己“搅弄风云”的生涯。这一年年底，胡适遵从母命，与订婚已经十年之久的江冬秀成婚。婚礼上，胡适第一次见到江冬秀，这个母亲亲自挑选的未来伴侣，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小脚太太。胡适当时的心情不得而知。关于婚礼，他也不过在书信中提到，自认为是新式人物的他，对老旧的婚礼习俗做了一番改革。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逐渐成为名满天下的新派代表。他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并且就广泛的社会议题发表看法，例如妇女解放、教育革新、国际形势。但是，在这样一个新派人物身上，却有一个深深地旧的烙印——胡适娶了一个小脚太太。作为胡适的晚辈和后学的唐德刚，在回忆胡适时提到：“在胡适之先生的生命中，一件国人认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一般人所津津乐道的小事，便是他有一位‘小脚太太’。······笔者（指唐德刚）在孩提，便听到家中父执辈闲谈及之而啧啧称奇。嗣后由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留学，所听到的有关这件‘奇事’的讨论，也未尝稍息。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而这位胡太太在我的心目中，便一直是位白雪公主式的神秘夫人！所以当胡先生第一次为托我向图书馆还书，因而约我到他公寓里‘坐坐’之时，我心头立刻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我到胡先生公寓里去，不就是要看到他的‘小脚太太’了吗？！······”友人也曾拿此事表达对胡适的赞许。胡适在日记里记载道：朋友谈起我的婚事，说许多旧派人物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朋友还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胡适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朋友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要知道，当时的一派留学生，出国前大多也遵从父母之命，有旧婚约在身，大约也是江冬秀一类的小脚太太。但他们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留学归来之后，纷纷毁弃旧约，再找姻缘，如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等人。深受国外思想文化濡染的新派人物，打破旧式婚约，追求婚恋自由，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看来，不仅不是什么应当被指责的事情，反而是时代趋势。毕竟，人们很难指望一个海外博士与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太太共度一生，他们背负的婚约不过是落后习俗的一点残留，同追求西化的大势不相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胡适的做法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反而使他在新旧交锋之中，赢得一班老派人物的敬重。 甘苦自知 在日记里，胡适是这样答复友人的。“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不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可见，胡适与江冬秀成婚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有其他顾虑，不忍伤人心。一是，他不愿意伤母亲的心。胡适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打小由寡母抚养长大，其中艰辛，非常人可以想象。因而，胡适对他母亲非常敬重。婚事既然由母亲所定，江冬秀也一直在胡家照顾其母，毁弃婚约第一个会伤害到胡适的母亲。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初年，胡适该如何跟一个压根没离开过家的寡母讲“婚姻自由”？二是，胡适深知如果他背弃婚约，江冬秀可能面临的遭遇。江冬秀何罪？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她不过是遵从父母之命，许配给胡适。假如胡适归国之后甩开她，相当于“休妻”，江冬秀只能回父母家，势必被当地人唾弃，永无抬头之日。正如胡适所说，真的如此，他自己一辈子都会被良心不安所折磨。因此，胡适选择与江冬秀完婚，是有多少无奈在心头。更无奈的是，胡适因此错过了“更好的一半”，那就是韦莲司。韦莲司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认识的女友，一个美国白人女性。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这样评价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近乎狂狷。”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胡适写道：“也许你不知道，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词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我相信我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在美留学期间，两人结伴游玩，时常探讨，胡适从韦莲司身上感受到温情，也体会到知识交流的愉悦。相比之下，江冬秀就难以跟胡适处在同一个精神层次。胡适在信中提到江冬秀说：“在她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韦莲司对胡适也是爱慕有加。虽然是来自弱国的留学生，胡适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远远超过当时很多的美国学生。胡适因而能够成为韦莲司一家的座上宾，时常受邀到韦莲司家里吃饭闲聊。但俩人都明白的一点是，在当时美国排华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终成眷属。胡适归国成婚后，韦莲司曾在信中坦白，有人正在追求她。不过，韦莲司说，胡适才是她唯一想嫁的人。最终，韦莲司终身未嫁。就这样，俩人的关系一直处于“在爱慕与矜持之间”，持续了一场跨越五十年的精神上的友谊，或者说恋爱。“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曾用此语来宽解自己为何接纳和江冬秀的婚事。那么，站在韦莲司的角度来说的话，“情愿孤独的自由”，应该是她对胡适一往情深的写照。 新文化与旧道德 胡适晚年曾说：娶妻结婚，最好找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句话，既可能是胡适对自身遭遇的一句怨言，也可能是他对年轻后学的一点建议。总体而言，他和江冬秀的一生，还算美满。江冬秀为其养育二子，老来也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另一个近代思想文化巨人鲁迅，怨恨就要大得多。1906年，鲁迅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回到老家。到家之后他才明白，电报是个谎言，其实是母亲安排他和朱安结婚，也是一个小脚太太。朱安的遭遇就比江冬秀差了很多，鲁迅不曾正眼看过她，始终认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而不是他本人。鲁迅曾谈及他们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发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在某种程度上说，胡适和鲁迅，江冬秀和朱安，也都是做了一世的牺牲。胡适在台湾逝世，蒋介石送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胡适身上那种新旧并存的状态，用这句话来作为胡适情事的一个注解，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周质平著：《在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