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杀大权在谁手 贾敬龙案考验中国法治
来源：读有一钊 作者：读有一钊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贾敬龙案 法治 司法 生杀大权在谁手 贾敬龙案考验中国法治近日，一桩故意杀人案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原因不是因为杀人手段残忍，而是因为这幢案件涉及到中国媒体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非法强拆。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贾敬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中国大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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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案 法治 司法 生杀大权在谁手 贾敬龙案考验中国法治近日，一桩故意杀人案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原因不是因为杀人手段残忍，而是因为这幢案件涉及到中国媒体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非法强拆。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贾敬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中国大陆最高法院核准通过了该案。就在最高法院核准通过原审判决后，中国大陆舆论界掀起了“刀下留人”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于一些法律学者和一些律师，他们普遍认为贾敬龙虽然故意杀人，但是罪不至死，因为在贾敬龙射杀被害人之前，身为村长的被害人何建华强拆了贾敬龙的婚房，贾敬龙投诉无门，恼羞成怒，最后只好动了杀机。而且，在贾敬龙的手机上发现了已经编辑好但未发布的“悔罪短信”，因此可以认定贾敬龙有自首情节。以上一些法律学者和律师主张的案情也是在中国大陆媒体上的“通行版本”。基于此，原审法院判决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刀下留人”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我们翻开原审法院的判决书时，就会发现另一个版本的案情。2013年当地确实对贾敬龙家的房子进行了拆除，但拆除的房屋并不在贾敬龙名下，而是在其父亲名下，且其父已经签订了拆迁协议。贾敬龙欲将其房作为自己的婚房，其父劝说无果。贾敬龙后持射钉枪在公共场合将其所在村党支书何建华杀死，并开车逃逸。后经村民围堵，将其控制。这就是“判决书版”的案情。很明显，根据判决书描述的案情，贾敬龙不仅没有自首情节，而且杀人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因此，根据中国的《刑法》首选必然是“死刑”。中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的规定在其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他涉及死刑的罪名不同，故意杀人罪将死刑列于其他种类的刑法之前，意为首选死刑。因此，若基于原审法院判决书上的案件事实，似乎量刑并无问题。这里我们发现，是否“刀下留人”的焦点不在于法律适用上，而在于根本案情的认知分歧。那么在“媒体版”案情和“判决书版”案情之间，应该以哪个版本为准。在判决书的行文中，列举了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清单，“判决书版”的案件似乎是有理有据的。而“媒体版”案情中似乎并没有出现有别于判决书证据清单的新证据予以支撑，属于名副其实的民间版本。无论主张者在中国大陆界是何等权威，其主张的事实无非也仅能算是一家之见，或者说是“民意”的表达。可问题是，在法治社会中，对案件的裁判是否应该听从“民意”。在起源于盎格鲁-萨克逊习惯法的英美法系，采纳法理似乎属于理所应当。而中国大陆从早期师法于苏联社会主义法系，到今天师法于德法大陆法系，其根本核心都是在于精英主义司法，即以职业法官裁判杜绝裁判陷入民粹的“公审公判”困境。从这个角度上，无论民意如何，法官实际上都应该坚持以法律程序下认定的事实为依据，而不应该被民意绑架，而昔日曾高呼法律精英主义的一些学者今天却打起了“民意牌”，实在令人不解。而面对汹涌“民意”的中国司法界，在贾敬龙案上是否能够排除“民意”的影响，则直接关系到法治精神彰显。生杀大权是否随“民意”，成为中国司法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这个角度上看，贾敬龙案实际在拷问中国司法界“捍卫法律、排除民粹”的意志。（作者：陆子平 本文原载于某香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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