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后的反思——防护栏与救护车
来源：茶香与书香 作者：茶香与书香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12月2日，即第三个“国家宪法日”的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使早已被杀21年的聂树斌终于沉冤得雪。虽说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不过死者不能复生，聂树斌的生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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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即第三个“国家宪法日”的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使早已被杀21年的聂树斌终于沉冤得雪。虽说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不过死者不能复生，聂树斌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1岁，对于他的父母来说，早先背负了强奸杀人犯家属的污名，后又在为其平反的路上艰辛备尝，所以这改判无罪的消息读来总让人五味杂陈，“我儿子再怎么样也回不来了”，这种绝望和心痛大概只有聂的父母才能体会得出，而任何从平反案中发掘“正能量”或寻找“积极意义”的想法和做法都显得多少有些无耻。近年来，法院平反了几起实打实的冤案，湖北的佘祥林，河南的赵作海，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河北的聂树斌，他们的冤情之浮出水面，或者源于“亡者归来”，或者基于“真凶现身”，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能理解“无妄之灾”一词含义的人。而浙江的张氏叔侄案与云南巧家的钱仁凤案，虽没有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剧情”，却也有坐实其属于冤案的铁证，这也让曾经在死神身边徘徊良久的他们最终重返社会。这些冤案虽然情形各异，但其原因却有相似之处。呼格和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被定罪前曾发生过什么，而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赵作海们，则无一例外地讲述了他们曾遭刑讯逼供的经历。一个人只有在“痛不欲生，但求一死”的情况下，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遭受过怎样的非人待遇。小时候看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知道给窦娥上夹棍、打板子都是在演戏，是假的，自然也就无甚感想，而现在回看该剧，则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体样式，“真凶”张驴儿知道在官衙里会有拷打，“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所以以“官休”还是“私休”来要挟窦娥，而糊涂的楚州太守桃杌只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所以他的审断方法也就只有“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一招。再读到“没来由犯王法，不堤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蹠、顏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样的戏词时，才能理解该剧的震撼之处，个人在面临强大而合法公权力的暴力时，她的屈从中隐含的是深深的无助与绝望。现实生活中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钱仁凤们曾说他们一直相信法律会还他们以公正，而呼格和聂树斌在身赴刑场时，不知是否也曾有过窦娥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憾恨？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刑讯会导致冤案的发生。早在西汉时期，司法官路温舒就曾上书宣帝要“尚德缓刑”。他说，“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纳）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按照人之常情，平安时就愿意活，痛苦时则宁可死，在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呢！于是逼供、诱供就会收到明显的成效，而由于屈打成招、罗织构陷的罪行也更显周密而自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织造出“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即便是法祖皋陶在世，也会认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尽管人们早又这样的认识，但由于古代侦破技术有限，加之犯人的口供乃“证据之王”，所以历朝历代并不禁止刑讯，最多在开明的朝代里对刑讯做一些限制。所以，当比我们早一步“走出中世纪”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最先观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讯的不堪。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中，就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介绍。他说虽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包括三块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压脚踝，五根圆棍用以压手指，也可以加上竹板（拶指），但在拷问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比如用毛糙的手指揪耳朵、拽耳朵，令犯人跪在铁链上，用棍子把犯人的嘴唇打成肉酱（掌嘴），或者双手放在胸前或背后戴上手枷，或者用油布包住手指燃烧，捆住手指把身子吊起来，双手绑在置于膝下的木棒上，使犯人的身子加倍弯曲等等。当一个可怜的犯人因受酷刑而变得面容苍白、毫无知觉，用发抖的声音哀求并请求宽恕时，回答他的只是冷酷的嘲弄，“不认罪就受罪吧”。卫三畏记载的这些场景，我们在许多古装戏中都可看得到，在“明镜高悬”的牌匾下，是口呼“威武”的衙役，在“大刑伺候”下，一桩桩“铁案”得以办结。正是由于卫三畏们这样的“宣传”，使得列强视中国的法律为畏途，在与大清签订的各类条约中，都载明了“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近代以来中国司法主权惨遭挑衅，公堂上的刑讯有不小的“贡献值”。直到清末实施新政期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后，仍遭到一些人大臣的反对，认为如果罪犯有罪证据太少、却又拼死抵赖的话，不用刑讯就难以结案，也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晚清政府的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1908年，年仅17岁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停止刑讯》的短评，“我们中国讯官司的时候，专用各种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晓得这用刑讯一事，是文明各国所没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谕，要停止刑罚，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给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讯。唉！这是狠好的，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盗老贼了。”这最后一句的感叹，倒也反映了民众的一般心理。不消说，从清末发展至今，刑讯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还将刑讯逼供入刑。然而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现实生活中因此而致伤致死的案件还时有发生，近年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会时不时地见诸报端。为聂树斌们的冤案平反固然给人以“正义从不缺席”的慰藉，却免不了死者不能复生的遗憾，因为与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预防，预期在谷底准备一辆救护车，不如在悬崖边安装防护栏，这或许是呼格、聂树斌们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的道理。（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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