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和总理，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天津财大教授揭露非税
来源：郝长青圣人曰："学而不思则罔， 作者：郝长青圣人曰："学而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中央党校教授：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和总理，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天津财大教授揭露非税2016-12-22 01:31:04栏目：默认栏目1.24 万 32 533中国政府税费收入占GDP的37%。每年差不多两万个亿的通货膨胀税从老百姓手中转移到政府手里！天津财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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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和总理，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天津财大教授揭露非税2016-12-22 01:31:04栏目：默认栏目1.24 万 32 533中国政府税费收入占GDP的37%。每年差不多两万个亿的通货膨胀税从老百姓手中转移到政府手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财政投资，应该是有一个乘数效应和带动效应的，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来，原因很复杂，但税收过高至少是关键因素之一。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为了抵抗川普抢夺制造业，他建议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想了解更多海外顶级智库、名校学者研究报告/讲座，并加入我们博士学者圈交流的，请关注本公众号：海外博士学者圈。愿意转发文章的可加个人微信号phd-world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转发文章，不认可我们公众号理念的，别加个人微信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2009年就比较明显，当年税收下降得厉害，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收费机制就自动启动，非税收入的增长一时超过了税收的增长。存在重复征收问题，主要由中低收入者负担。地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大，我们要警惕这种税转费机制的“发作”，因为非税的征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样很大。我国70%以上的税属于间接税，属于转嫁性质的税收，税款加在了所售商品的价格之上，由消费者承担。由于大部分商品是日常消费品，我国税制又没有专门针对日常消费品的减税措施，间接税就具有了推高市场物价的作用，加重了广大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削弱了其消费能力。间接税过高还会导致不公平的问题，例如，我国大型工商企业多聚集于东部，税交在本地，税负却是由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承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但却不能享受东部地区那样的公共服务。“临时工”，没有被单位正式雇佣而只是提供劳务，3500的免征额对他就没有用，而是按照扣除800元，再乘以劳务报酬所得的个税税率20%税率的方法计算，他的税后收入便只有3360元。这种情况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很普遍，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以下参考凤凰财经2016年12月18号的文章12月17日，以“智造中国：新制造、新变革、新驱动”为主题的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论坛上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他认为，真正实施财政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二、以下来源于《南风窗》2013年9月份文章走向“总量减税”——专访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减税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涉经济增长和就业，更关涉社会的公平正义。告别“重税主义”《南风窗》：当前的减税，主要还是集中在企业层面，保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指向很明确。政府的说法是“结构性减税”。但围绕整体税负问题，社会各界的争论也由来已久。您提出过“总量减税”，应该说超出了现有的结构性减税的内涵。那么提出的理由何在？李炜光：减税问题，不少学者包括我已经呼吁比较长时间了，而总量减税，是最近两年才由学界提出来的，学理依据主要来自供给学派的理论。大致意思是说，过高的税率会伤害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个人、企业的储蓄和投资，会带来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所谓拉弗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税率到达最高点后就开始下降，再提高税率也无济于事，因为高税负把市场机制给破坏了，经济运行提供不出更多的税收，极端结果就是无税可征。类似的说法，我表达过多次，今年以来，看得更清楚，经济增长速度7.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下来了，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只有7.5%。过高的税收没有好处，现在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南风窗》：用“法家式的重税主义”来概括过去的税收问题。如果我们仔细拆解来看，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其涉及市场效益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征收费用高企等。这些影响，应该说是逐步积累起来。那么，在当下，“重税主义”走到不变不行地步的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李炜光：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比较清楚了。财政投资4万亿，加上20万亿银行贷款以拉动经济，至少应该带来一个中期的增长效应的，特别是财政投资，应该是有一个乘数效应和带动效应的，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来，原因很复杂，但税收过高至少是关键因素之一。我国70%以上的税属于间接税，属于转嫁性质的税收，税款加在了所售商品的价格之上，由消费者承担。由于大部分商品是日常消费品，我国税制又没有专门针对日常消费品的减税措施，间接税就具有了推高市场物价的作用，加重了广大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削弱了其消费能力。我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销售和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为17%和13%，在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中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列第四位，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我国消费品的价格。这些问题无论是哪派经济学都是否认不了的。政府还可通过“通货膨胀税”得到利益当然这是个比喻性质的说法，不是政府直接征税了。政府得到的好处是某一部分负债通过通货膨胀还掉了。有个简单的计算方法，目前我国银行存款余额过百万亿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若通货膨胀率达到2011年那样的5%，两者相差就是2%。那么这100万亿的2%就相当于“通货膨胀税”，差不多就是2万亿的样子，这部分收入最后还是归到政府手里，政府的负债通过这个途径减轻了。间接税过高还会导致不公平的问题，例如，我国大型工商企业多聚集于东部，税交在本地，税负却是由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承担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但却不能享受东部地区那样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税负不公平的问题。税负公平问题容易被忽略，应该被纳入减税框架中统筹考虑。又比如，一个正式职工，假如一个月工资4000元，扣除3500元免征额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就基本上不用缴纳个税了，但是还有不少人是“临时工”，没有被单位正式雇佣而只是提供劳务，3500的免征额对他就没有用，而是按照扣除800元，再乘以劳务报酬所得的个税税率20%税率的方法计算，他的税后收入便只有3360元。这种情况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很普遍，也是一种不公平。李炜光：是的。“法家式的重税主义”，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同。叫什么其实不重要，要搞清楚当下中国减税的逻辑，重税，不仅仅是税负重，也还会自动生长出一些“机制”来。2009年就比较明显，当年税收下降得厉害，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收费机制就自动启动，非税收入的增长一时超过了税收的增长，实际上政府收的钱并没有减少，包括行政事业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2010年就超过了4万亿。这个问题，相当复杂，牵涉许多部门，存在重复征收问题，主要由中低收入者负担。税收毕竟有法律、法规的约束，除非特别的外力作用，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收费不一样，地方相关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缺少规矩。虽然近年来也逐步纳入预算管理，但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总量控制和监督机制，现有的预算也起不到实际性的约束作用，法律也不健全。费不是财政部门统一管，而是分散在各个部门，不只行政机构，也包括事业单位，国企、高校、公立医院等，严格说只要是公共部门的收费都具有财政性质。税，无论如何还得考虑下与经济增长的合理比率，考虑其与民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比率，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收费，很难有这些考虑。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大，我们要警惕这种税转费机制的“发作”，因为非税的征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样很大。本文参考了南风窗和凤凰财经等主流媒体。传播此文只为社会分享真知灼见，如有不妥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后台。标题为海外博士学者圈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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