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社会吃住行令人无所不焦虑
来源：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 作者：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法静亦水 成为自己的神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焦虑是自由的女仆。依照自由选择理论，一切只能怪你自己，于是你会变得焦虑。作者 | Josephine Livingstone翻译 | 张瑶相信“生命只有一次”（YOLO）是 “害怕错过焦虑症”（FOMO）的解药。在“上帝已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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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静亦水 成为自己的神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焦虑是自由的女仆。依照自由选择理论，一切只能怪你自己，于是你会变得焦虑。作者 | Josephine Livingstone翻译 | 张瑶相信“生命只有一次”（YOLO）是 “害怕错过焦虑症”（FOMO）的解药。在“上帝已死”的年代，人们以此二者作为人生信条。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是自由和理性的个体——工业革命到来后的某个时刻，上帝的长袍被卷进了珍妮纺纱机，在运转的齿轮之间支离破碎——我们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命只有一次，因为没人相信有天堂，所以我们必须保证自己不错过任何事。“生命只有一次”和“害怕错过”始终相伴存在。YOLO是you only live once（你只会活一次）的首字母缩略字。同“活在当下”意思类似，鼓励人们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享受人生，加拿大饶舌歌手德雷克的歌曲The Motto使其普及于网络。FOMO是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网络上的最新消息/朋友圈里的八卦等）的首字母缩略词，智能手机让很多人全天候都挂在网上，更新微博，看朋友圈的动态，以免错过。图片来源：网络然而，以上并非事实。我们喜欢对于不可名状之情的历史解释，上文根据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定义某种感受，便是一个好例子。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焦虑是一种现代人才会有的情绪，因为世俗社会的人，很大程度上必须对他们的选择承担全部的责任。就像奥斯汀笔下的女主角们因为胸衣太紧很是闹心，十八世纪法国下层阶级的人民是被恶劣的天气所激怒，而我们的焦虑则是由于太过自由。焦虑：是概念？还是感受？这位利兹大学研究维多利亚文学的教授——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出版了一本饱含忧虑，但极具研究价值的新书：（Worrying: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Bloomsbury 2015）。他尝试不把“焦虑”作为一个概念，而将我们自述出现这种感受的故事记录下来；他将焦虑置于近代以及更深远的文化历史中，并思考作家和艺术家们视焦虑为一种体验时多样的应对方式。“那些关于理性的诞生、关于理性取代信仰成为人类生活指导的文化迷思，是所有元叙述里最关键也最无聊的部分（编辑注释：“元叙述”通常被叫做“大叙事”，指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和统一性。）。但本书也会带我们进入更陌生且更难以理解的地方。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作为文学批评家、英语教授，尝试探索worry的含义，包括其从哪里来，以及如何一直伴随着我们。图片来源：网络首先要明确故事的发生地是在英国。美国人依然信仰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不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互联网时代的临床焦虑症会成为奥戈尔曼的研究主题。美国公众对焦虑的理解更为广泛，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焦虑症已经作为一类疾病被大范围诊断并进行药物治疗。诚然，拒绝将“焦虑”归类为一种疾病，使奥戈尔曼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徘徊于不同的历史模型之间：他的研究不完全属于医学人文学或者心理历史学，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我在做什么？焦虑是否属于“心理健康”的范畴？在当今社会，焦虑与我们对“心理健康”或“心理不健康”的最新且更充分的阐释有何关联？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我生畏。斯科特?斯托塞尔（Scott Stossel）倒是很少受到此类问题的影响。他在2014年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焦虑时代》（My Age of Anxiety），回忆了自己与一种明确定义的精神疾病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奥戈尔曼只是在谈论一种感受，并且很显然，这种感受对他来说是正常的，他所谓的“焦虑”，既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他所创造的，而是他只能根据内心定义的感受：常见的比如当你担心钱包放哪儿了，冰箱里的牛奶是不是喝完了，或者早上寄出的信上有没有贴邮票，人们会感受到心跳或者一阵刺痛，这些感受很微小，也很短暂。它们只是感受者一天中的小插曲，来得快去得快。然而，尽管这看起来像是任何人平常日子里都会有的感受，但其会以更阴暗、更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感受者……即使是最小的麻烦也会令感受者受伤。对于像他（奥戈尔曼）这样的英国学者，从长远来看，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启蒙运动文化世俗化产生的结果，而并非一种精神疾病，其由外向内进入我们的心智。“随着人类明确了选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之后，保持理性成为通往最优选择的必经之路”，他在谈论后启蒙思想时写到，“从信仰到理性的神话般的转变让失眠者的焦虑逐渐减退。”（他也将焦虑称作是一副“苍白的图纸”，“一只蝙蝠”和“一块满是荨麻和破葡萄酒瓶的高低不平的土地”）。“焦虑”的历史奥戈尔曼确实在书中提到：“焦虑的历史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并无不同。”他认为焦虑初现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开始出现在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中。”奥戈尔曼引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1年的小说《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加以证明:小说的主人公迪克?赫尔达尔（Dick Heldar）说：“我只是有点焦虑。”这种模糊的，源自周围环境的焦虑根本不存在于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姆雷特未曾感受过焦虑——奥戈尔曼的意思是“worry”一词本身没有被用于表达类似含义。The Light that Failed是Rudyard Kipling创作的小说，于1890年发表，小说中的场景主要设置在伦敦，但一些重要的情节则发生于苏丹或印度，它讲述了一位叫做Dick Heldar的故事，他是一位失明的画家。之后该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图片来源：网络具体来说，“worry”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感到焦虑或困扰”是1860年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该动词仅表示有点担心，比如狮子担心她的猎物。然而，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赫尔达尔则经常焦虑，由客体变为主体。奥戈尔曼认为在20世纪早期，焦虑“是一种熟悉而且尴尬的体验”。这种从语义到文学主旨到感受体验的追溯是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一种情感背后复杂的内心感受。当然，如此详尽的线索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可怕的诱惑。解释力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眼见的所有事物都有意义。但当奥戈尔曼把他的观点带进二十世纪，其对从自我帮助、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学现代主义和选择理论四个方面的分析，确实令人信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或许是因为欧洲人死伤无数，自我帮助类书籍（self-help books,指用于帮助读者解决个人问题的图书，例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等，译者注）出版量大增，这变成一个迪克?赫尔德斯（Dick Heldars）的世界。“焦虑开始出现在书架上,”奥戈尔曼写到，“讽刺的是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如果阅读自我帮助类书籍能消除焦虑，一代欧洲人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以威廉?萨德勒（William S. Sadler）1914年出版的《焦虑和紧张或自控学》（Worry and Nervousness or The Science of Self-Mastery）为例，这是一本早期并不起眼的自我帮助类读物。书中作者将“慢性恐惧”——如焦虑——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心理状态，其特点是，一旦固定在某个想法上便无法转移注意力——通常为某种持续的恐惧”。书间的前后矛盾，对解决焦虑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比起提供实用性的解决策略，萨德勒似乎认为，如果人们能了解自己为什么感到焦虑，就可能得到缓解。这类言论的投射是，对焦虑和怀疑的神秘仪式感充斥于二十世纪的创作——T.S.艾略特(T.S.Elio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著作都以大的篇幅构建了焦虑的人物形象，并且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奥戈尔曼的现代主义思想与他关于自由和选择的原理论联系密切：焦虑是自由的女仆，崇尚自由的文学因此将焦虑作为关注点。“焦虑”与自由在《焦虑:一段文学和文化史》的结尾部分有相当大的跳跃，奥戈尔曼将目光转向了威廉?格拉瑟（William Glasser）1998年的著作《选择理论：新个人由心理学》（Choice Theory: 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并提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话语如何可能变成一种语言伪术。在书中，格拉瑟 “尽可能地将自由市场与个人身份联系起来”。该书作为自我帮助类作品与威廉?萨德勒所著类似，但被奥戈尔曼称为是关于“自由选择的话语、有关‘自由’的论述和人类幸福源泉之间关联的最前沿的著作。”通过将选择理论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焦虑简单并置，奥戈尔曼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思维理论强有力的批判。格拉瑟坚信人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基因带来的影响，“一切都在于我们的行动”——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极端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可怕的有欺骗性的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依照自由选择理论，这一切只能怪你自己，你会变得焦虑。选择理论（Choice Theory）是威廉?葛拉瑟医生在他著作《选择理论》中论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环节，我们的行为被五种基因导向的需要所驱动：生存、爱与依附、权力、自由、乐趣。图片来演：网络所以，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可能让我们焦虑，而“个人自由”的新意识形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选择的概念，这种概念否定了人类痛苦的本质。精神病患者不会自寻烦恼。他们的信念，正如奥戈曼所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先进性顽强的政治预设”。这一观点可以回溯到历史上黑格尔派的精神，即推动我们向启蒙、理性和文明（当然指白种人的文明）迈进。顺着焦虑的根源我们可以深入认识脚下的土地，再回望天空。现代社会的建立——是伴随着“人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且遵循怎样的规则的转变”；伴随着“西方世界向世俗的转变”；伴随着“信念的转变和重新定位”以及“我们的信仰及我们认为其能够产生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这个概念的出世，依赖于个人从宗教预言中彻底解放，步入约翰穆勒（J. S. Mill）崇尚的理性新世界，自由的政治观念进入到我们的头脑中。概念本身是一种社会原则，却构建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自由让我们焦虑，并且延伸到文化领域，其对艺术的影响，同对人的内心和思想的影响一样多。奥戈尔曼就这样加入了人文主义学者中，将他们的学科与情感、感官体验和疾病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培养对人类内心世界研究兴趣的路径，同时启发人们对体验的解读的方法：幸福可以被研究；声音可以被思考；感受可以是数据。《焦虑:一段文学和文化史》一书也符合将神话和修辞分解成不同模块的传统，这有点像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神话与现实》（Myth and Reality）或刘易斯的《词汇研究》（Studies in Words）。我们关注这些作品，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与文化有关的往事，以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自己。我认为，奥戈尔曼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指出了我们自述故事中的政治性。通过展现现代主义文化和新自由主义政治背后相似的情感驱动力，本书展示了它们的创造者们——多数是白人作家——与理性思想家们一样经受着情感的折磨。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对“理性”、“自由”和文学技艺定义背后的情感驱动，我们就可以更准确、更公平地判断我们所处的文化时期：也许最终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神。原文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2366/worrying-modernist-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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