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国“做对了”什么——点评张维为“一国四方”论之二
来源：守望公正 作者：守望公正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也说中国“做对了”什么——点评张维为“一国四方”论之二（原创：应学俊）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确实迅速“崛起”了，这是一个奇迹，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张维为为此写过一篇《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文章，与他《中国超越》里的“一国四方”论基本雷同，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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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中国“做对了”什么——点评张维为“一国四方”论之二（原创：应学俊）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确实迅速“崛起”了，这是一个奇迹，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张维为为此写过一篇《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文章，与他《中国超越》里的“一国四方”论基本雷同，可是，张维为并未能从理论、逻辑和事实上破解这一课题。张维为认为：中国崛起，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三个关系：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与本国政治制度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连开放、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这一事实都绝口不提，专论拒绝“西方民主”）。笔者通览全文，概括张维为的讲述，其实就是强调：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不搞“西方民主”——于是，中国“崛起”了——这实在无法不让人瞠目和齿冷。【注：笔者从不认可“西方民主”这一说法，民主与电脑、手机一样，早已不专属西方，早已是世界话语和历史潮流，至少孙中山、毛泽东皆有过论定，无须赘引。若因民主原产地在西方，于是说民主必冠“西方”，那么以后请规范用语：说到马克思主义也一律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电脑、手机，也一律称“西方电脑”“西方手机”。】难道张维为如上论述不是避实就虚、隔靴搔痒吗？难道不违反事实和逻辑吗？——逻辑规律的“不矛盾律”已经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出现既可肯定，又可否定的判断和结论——那么，请问张维为：“前后30年”，按你的“一国四方“论，中国还是那片江山，还是那个所谓传统和文化即中国文明，执政党还是那个党，马列毛依然被尊奉，党国体制基本未变（除经济所有制改革），也都没搞张维为口中的西方民主，但为什么“前后30年”两重天？即便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或大或小的改革，经济体制能改得了吗？“一国四方”如何能解读“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张维为如何自圆其说？1、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不论现在还存在多少严重问题和发展瓶颈——但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确实迅速“崛起”了，综合国力强盛了不少，的确该有个合理解释。“前30年”中国一波三折，姓社姓资斗争不断，斗得无数百姓、官员无辜殒命，斗国民经济落后于港台、韩国、日本等几十年（不说西方了），自然是因“做错了”很多而致；而“后30年”迅速崛起，中国一定确实“做对了什么”——而这些“做对的”事情，一定是导致中国“崛起”必无它选的因素，是有别于“前30年”的因素，亦即有别于张维为所列那些可以推出相反结论、自相矛盾的因素。让我们做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研判——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摆在那里，以前“做错了”什么，后来“做对了什么”谁都清楚，唯独张维为故作高屋建瓴、大而化之，避实就虚，只字不提：1、终结“文革”并彻底否定“文革”，解除思想禁锢，允许思想解放，做对了；2、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批判和否定极左路线，重新确立基本路线，做对了；3、逐步消除“人治”因素，取消国家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和独断专行的特权，禁止领袖崇拜、个人迷信，做对了；4、改革开放。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做对了；5、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和鼓励个体经营、创办私营民营企业，不再用“资本主义”帽子打压他们，逐步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平等地位，逐步同等对待，做对了；6、破意识形态之冰，设立几个经济特区，探索改革经验，成功了，做对了7、将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民主权利归还国人一部分，使国人有了自主创业、自主择业、勤劳致富、自由选择工作地、居住地的自由，稍稍放宽思想言论自由，不再把发家致富当“资本主义”批，做对了；8、社保普及。国人社保水平虽然还颇低，农村则刚开始有一点，但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观念开始有了，虽是很低水平的社保也开始覆盖全部农村，这还真是史无前例，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打破，稍稍显示平等意识的回归，做对了；只要心中有人民、有农民，相信会继续……9、使大多数人生活相对“前30年”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做对了；（当然，还有许多人生活颇为困窘，比如下岗工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10、“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但重新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依法定期开会议政，行使立法权、审议权、提案权等，做对了；（文革曾近10年人大停止所有活动）11、加强立法建设，确立依法治国为基本国策，废除了一些违宪的法规，做对了；12、反腐败。1980年代末，开始承认“腐败”的现实，并开始反腐败，做对了；……诸如上述“做对了”的事还有很多，无须一一列举。请问张维为，没有上述“做对了”的这些事，中国能迅速发展和“崛起”吗？你在《中国做对了什么》文中所列出“三个关系”或者你的“一国四方”论，为何基本未涉及上述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因素？张维为所述欲为“中国崛起”背书，能够成立吗？而上述“做对了”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的核心逻辑——那正是：“民主”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和回归，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摒弃教条的“科学”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以这样的理念，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根和魂，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笔者这里所讲的“民主”，并非某国的民主模式。各国具体民主制度、程度皆有所不同。但东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对“民主”核心价值和基本属性特征，是有“广泛共识”的，它不容被阉割，否则便不能称其为“民主”。认为“兼听”式的“协商”就等于民主的全部或主体，那是骗人的把戏，因为连开明点的皇上也会“兼听”的。宋鲁郑在这个问题上倒说了句实话：民主，作为“一个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已经被广泛接受”。既然已被“广泛接受”，动辄说“西方民主”就是无视事实而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在民主建设方面虽乏善可陈，但早在1945年还是承认并宣示：“当今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孙中山也断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早已不专属西方。2、为什么这些是“做对了”的？为什么“民主”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和部分回归，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确认民主核心价值本身，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就“做对了”许多事？这是必须论证的问题。亦即民主核心价值意义何在？平等、自由是民主核心价值之一，没有对这一价值的确认，民间以及平民学者就无法具有与官方同等的话语权，思想言论被禁锢，某些教条和陈规就无法打破，中国就会依然在原地打转，几亿中国人的智慧就会被继续压抑。反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得以发表，才可能获得高层发现和确认（殊不知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做好坐牢准备的，可见原来的思想禁锢到了何种程度），并在全国开展大讨论，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重新彰显，才会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这就是“平等、思想言论自由”等民主核心价值的意义所在。试想：倘若思想依然被禁锢，依然“这不能说那不能讲”，那就只有继续“按既定方针办”，继续“两个凡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那还会有上述一系列“做对了”的事情发生吗？中国会有后来的“崛起”吗？张维为为何回避这些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民主的核心价值岂容否定和阉割！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必然要靠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而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民）”是最关键的要素。“中国崛起”的全部过程告诉我们：只要稍稍将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民主权利归还国人一部分，国人的创造力、生产力就井喷般爆发出来，这才有了中国在短短30多年就“崛起”——当中国公民有了相对的“自由”之身，当他们拥有了包括选择职业、选择居住地或工作地的迁徙自由，有了自主创业、勤劳致富等基本权利，这才会有几亿农民工自由进城务工这样壮观的历史画卷出现，这是何等的生产力！科技、资本固然重要，可没有“人”，没有几亿农民工，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条条铁路公路能神话般迅速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吗？民企私企创造出60%的GDP，这是何等生产力！而这些都曾经被大一统专制紧紧捆绑着动弹不得！我们能不承认民主核心价值的回归是“中国崛起”和所谓“中国模式”之根和魂吗？在同一强势执政党领导下，为何毛泽东向往的“一天等于20年”不仅实现不了反而酿成灾难，而在当今就能成为现实呢？难道不正是民主核心价值回归带来与此相关的改革所产生的奇迹？用经常与张维为一唱一和的宋鲁郑的话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两大崛起：资本与民众”，此话的确不错——可是没有民主的稍稍推进，如何能有这两大“崛起”——尤其是民众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因素固然有多种，但是“民主”的部分回归，才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根和魂。若论“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才是做得“最对”的根本。张维为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吗？中国若要继续发展，唯有继续坚持上述“做对了”的方向，而不是“进一步退两步”。如此，才能保证生产力的继续解放、活跃和提高，才可能保证中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回眸历史发展轨迹，舍此岂有它途？ --------------------------------------------------------------（本文是笔者拙文《点评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之一部分，欲浏览全文：请点击这里）（关于如何看待张维为诟病和否定民主所用事实和观点，笔者将另文论述） --------------------------------------------------------------【相关链接】【人民日报/海外网】应学俊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中国网/光明日报】一个美丽的传说：“禅让制”的真相（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海晏）【视频】江苏卫视“孟非读报”：97%的官员反对“官员财产公示” 应学俊：“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普选”的？ 应学俊： 中国式选举——进步、尴尬、突围 应学俊：评宋鲁郑所谓“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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