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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史学家对李斯的功过有许多争议。仅就“焚书坑儒”而言，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皇帝谏言，“现在天下太平，法令统一，百姓理家就要致力于耕田，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天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这种情况若不制止，势必造成君主权势下降，臣下结党营私，蔓延民间。惟有禁止这些才有利于国家，因此我建议将除秦国之外的所有书籍全部烧毁。”应该说，始皇帝对如此错误的谏言没有审慎地识别其利弊真伪，竟然连李斯为之制定的严刑俊法也一并允诺并诏告天下。司马迁在《史记》里这样评价李斯：“他以一个平民身份游历诸侯，后入秦为皇效力，其位居三公，可以说位高权重。斯知道儒家《六经》的要旨，不致力于政治清明来弥补皇上的过失，却依仗权势显贵阿谀附和，推行酷刑俊法，听信赵高邪说，废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等到各地已纷纷反叛，他才想到直言劝谏，这不是下下策吗？”不仅如此，李斯入秦后妒杀韩非、焚书坑儒、贿赂与暗杀六国人士，实为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并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巨大损失，正如后人所言，“成也蔡小吏，败也蔡小吏。” 监狱领导也常会遇到各种御人察事的情形，其中不乏民警给单位提出的各种意见。那么如何评判这些进谏者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呢？又如何来评判这些意见的客观性与操作性呢？依笔者浅见，以下识别策略仅供参考： 一是应认真考察谏言者的品性优劣。《通鉴》里对公元前370年“齐威王辨臣之毁誉”的典故，为领导者如何考察下属的品行提供了很好的逆向思维借鉴：当时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时言到，“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人指责你的话传来，而我派去的人看到的即墨，却是田土开辟整齐，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而召见阿地大夫时，齐威王却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查看，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战时你坐视不救,夺城时你不闻不问；于是我知道你专门用重金买通了我的左右近臣替你说好话！”随后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其近臣。从此臣僚们再不敢弄虚作假、欺君罔上了。所以，领导者考察下属品行时，唐代魏征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这一理念至今不能丢弃。 二是应当引入集体议谏的决策机制。基于我国监狱系统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执法主体构成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时至今日，其专业知识储备日益稳固提升，这便决定了监狱对工程建设与资源调配、人事制度与岗位设置、改造罪犯与刑罚执行等一些复杂、敏感、专业的重大决策，应走专家进谏、集体议谏、科学行谏的新路，切实将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关进法规制度与程序机制的“笼子”里；决策者不能受少数人的利益蛊惑与个人情感左右。现实中有许多类似李斯、赵高似的能人，他们巧言令色，甚至在封闭的权力场中可以指鹿为马，在特殊场合很快能摸透上司的脾气与喜好，然后顺着杆子往上爬，一些外人难以实现的心念，在这些人与领导者的私下交往中能轻易搞定，如此显失公允的决策或定案，明显违反了组织原则与议事程序，对此领导层不可不察。三是应准确鉴别谏言的信息真伪。唐朝魏征在上奏《谏太宗十思疏》时说，古代先王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忧虑而后取得显著成效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其品德就开始衰微了。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不多。其中有一条谏言，就是他奉劝太宗只有使自身品性端正才能罢黜奸邪。事实上，以下被重复演绎的历史应引起警觉：一些为官者年轻有为时其谏言往往客观真实，但到了某一特定位置或场合，有了个人恩怨与功利因素的搅合，这个时期他的谏言往往会出问题，而且容易蒙蔽决策者的双眼，如秦朝的商鞅、李斯,宋朝的蔡京、童贯等人就是如此。所以，监狱在讨论议案时，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心正外，还应公正评断谏言者是否隐藏私心，有些谏言看似维护暂时的执法利益，实则能为少数人保全甚至带来更大的私利，能否采纳这样的谏言就应格外慎重。至于核查信息真伪的方式与手段，应视不同性质的谏言采取不同的方法。三、领导者应通过纳谏来启用人才 《通鉴》在“汉高帝论得天下”中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宴请群臣时问各位列侯与将军，“我之所以能取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高起、王陵说，“陛下攻取城池、土地后分封给他人，与大家同享利益；而项羽对有功的人嫉恨，对贤能的人猜疑。”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谈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草，我不如萧何；统帅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乃我能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使用他，这便是他被我打败的原因。” 事实上，刘邦在起事之前就十分懂得收买人心，尤其是善于通过进谏来识别和启用人才。《通鉴》对“韩信拜将”载：韩信当初在项羽手下一直默默无闻，项羽任他为郎中（管理车马与门户的内卫），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但项羽始终不采纳。后来韩信投靠了汉王刘邦。刚开始刘邦未发现韩有何特别，仅任他为治栗都尉（掌管钱谷财政的官员），以至于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经丞相萧何的大力举荐，最后刘邦改变了傲慢无礼的姿态，并虔诚地斋戒设坛，正式拜韩信为大将军。当时韩信列举了项羽身上的八大毛病，如无视人才、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信弃义、吝啬爵禄等，他劝刘邦应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当韩信陈述完自己的军事韬略后,刘邦才惊讶发现得到这个人才太迟了。 唐太宗对于人才问题，早在贞观元年就提出，“非无贤才，患不知人”。魏征、房玄龄等人之所以深得其信任，也是因他们直率进谏的性格令人折服并深刻影响了这位开明君主。贞观13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的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通鉴》中“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载：公元643年，魏征从卧床不起直至去世，太宗派人前去探望，并命文武百官前去吊唁，魏征夫人得知皇上用一品官员的礼仪安葬时说，“魏征平时生活俭朴，这并不是他的遗愿。”她推辞了太宗为其安排的所有礼遇，仅用一块布罩住马车载棺安葬。太宗目睹此情此景，悲痛地对身边大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同年太宗还曾就史官书写国史一事，因书中语句多有晦涩不明之处，令谏议大夫朱子奢削除那些虚浮的言辞，客观书写历史，目的是能让其真实了解先帝们所犯的错误，以作为他治国理政的警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