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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离是春秋时期晋文公担负审理职责的“首席法官”。有一次，他因为失误错判案件，冤杀了好人。后来他知道案件实情，内心特别愧疚，就命属吏把自己拘禁起来准备抵命。晋文公知道了此事，特意来宽慰他说：“官职有贵有贱，刑罚有轻有重，你这次杀错了人，责任主要在下面的官吏，是他们无能，不是你的罪过啊！”李离却说：“我是法官的首长，担负主要的责任，我没有将职位让给下面的官吏，享受国家的俸禄又很多，也没有分一点给他们。现在因审理失误错杀了人，却要将罪责转给下属官吏，这不是我愿意听到的事情啊。”他以此原因坚持不肯接受晋文公宽宥他的命令。晋文公继续劝慰他：“你若自以为是有罪，那么，我作为一国之君，岂不是同样有罪吗？”李离回答说：“在晋国担任法官就有法度：判错了刑的要负刑事责任，杀错了人的要以命抵命。陛下认为我能够辨析复杂案情，审理疑难案件，所以才让我当法官。可是现在我却因错判冤杀了好人，根据我的罪过应当受死。”最终，李离也没有接受文公的命令，执拗地用剑将自己杀死，实现了他以命抵错的愿望。 李离的故事被太史公司马迁特别作详细记录，并归入“循吏列传”。按照司马迁的解释：“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而循吏能做到“奉职循理”，不必威严就实现“大治”，将李离归入循吏，当然表达了褒扬赞许之意。从先秦历史真实看，李离所言法官责任也并非毫无来由，早在西周法律中，就有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周礼》中有“攘狱罪”，要求法官对于被害人的控告，要及时审理，若是有意不予受理，拖拉积压案件渎职塞责的，就会构成该罪。《尚书·吕刑》中有“五过之疵”，对于贪赃枉法、有失公正的法官，要处以与所断罪相当的刑罚。尽管法律条文有规定，但商周以来，很少有“法官”因审判过误担责的案例，因此而受“极刑”的法官更是鲜见。并且，李离作为晋国法官之长，也不是直接审理这个案件，是属吏先行审理后，再将有关案件材料给他作最后判决，他因此才做出错误判断，冤杀了无辜的人。正是因此鲜明的对比，李离这种自愿承担罪责、以命抵错的行为才显得十分可贵，也才能被太史公归入正直不阿的循吏之列。 李离伏剑自刎以赎罪的行为，虽然有先秦时代法律上的背景，但更多是一种个人精神的体现，展示了一个坚守正义、勇于担责的古代法官形象。从指向公平正义的现代司法制度来看，以命抵错的作法并不十分恰当，特别是在法官非故意的情况下。然而，建立一定的法官司法责任制度，促进依法审判，又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法治中，法官虽然享有独立审判的权力，但却不能是恣意的，他必须是基于客观真实的证据，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作出判断，如果疏忽大意，作出误判；或者是受制于种种因素，故意进行枉法裁判，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制度约束之外，法官主动的内心自省、自警同样十分重要。无论是基于神学教义的西方法律传统，还是内含“报”之观念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都十分强调法官的自省，要求审慎地处理案件，特别是刑事法官，掌握着限制个人自由，乃至剥夺生命的权力，定罪量刑更不能不十分慎重。如果法官能有李离认真谨慎、勇于担责的精神，那司法中不必要的冤错就能减少许多，司法公正的实现也就有更多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