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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转型正义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标准配置，涉及真相、和解、正义与未来。民主化预设了对作为转型前提的非民主政体的道德批判与政治清理，在时间意识上凸显了新旧分际。南非的转型正义与批判和清理种族主义密切相关。香港回归及民主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转型正义”，而是平稳过渡，遗漏或有意遮蔽了关键性的“去殖民化”，导致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缺乏相匹配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造成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巨大隐患。台湾民主化中的转型正义有标准模仿的倾向，但演变至今已有些变味，在民主化外衣下包含着谋求独立及反民主的长期政治垄断意图，包藏私心，矫枉过正，恐非一般民众所理解或期望的那般。 台湾民主化不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执政党主动自我革命及接受民主宪政框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被誉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转型领导者。事实上，解严及民主化固然由外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运动刺激而加速，但其规范性依据则是1946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党的宪政目标。国民党的训政政体主动向宪政政体的转型，是国父孙中山之“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的回归与符合，而不是决裂与创新。也因此，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自然演进，国民党从革命党及法定执政党而一转为民主宪法下的竞争性政党之一，本应享有宪法的平等保护和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但加速者批判性劫持了民主化全部成果并在转型正义框架下有滥用倾向。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即已开展，比如纪念建筑物改名、教科书修订、台湾史论述主体化等，但似乎被民众认为不够彻底，表面文章。转型正义的正确方式与合理限度到底何在，台湾社会存在争议，也有不少民众抱持进一步的措施期待，这是蔡英文重提力推转型正义的民意判断和基础。 蔡英文在续推转型正义之余也逐渐显露出政治报复和谋求稳固的台独基础及执政永续性的意图，有矫枉过正、危害台湾民主多元性与竞争性之嫌。蔡政府以转型正义为名，以不当党产处置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开展内政秩序整顿，而外部则以模糊处理“九二共识”和积极寻求美国安全再担保为要旨，从而造成岛内民主政治异化及两岸关系飘忽不定。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 转型正义的节制美德 转型正义是一种反建制的民主化运动，是新秩序的承担者对旧秩序权威的历史与道德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严格的清算和打压，不是复制或加码旧秩序权威的伤害模式，而是以严格的政治和解为目的，以节制性的真相确认与有限问责为边界。秩序转换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但民主秩序的确立和人类古典时期的秩序变动有所差异。古典秩序变动，常常按照“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方式展开，是残酷和血腥的“你死我活”与“斩草除根”。中国古代的“赵氏孤儿”就包含了古典秩序变动的政治悲剧意涵。但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和公开性的政治，是一种和平与法治化的政治，超越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和赢者通吃，以一种理性的节制美德对待新旧秩序及建立民主政治牢固的认同基础。民主内含和平、和解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因素。这种节制美德也是衡量民主化过程中转型正义的清算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重要标准，其严格的测试指标为：其一，转型正义措施是否以政治和解为直接目的；其二，转型正义措施是否维持了民主政治公平竞争所必要的政党结构与多元性；其三，转型正义措施是否包含了终结清算的具体标准和时间点。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始于蔡英文政府，也并非由民进党独立推动和完成。前已述及，国民党在法统上根植于1946宪法和国父建国教义，对宪政秉持理想性追求，而以训政法理和体制作为实现宪政的工具性安排。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这种体制性伤害不能简单通过执政党的主动民主化而加以完全豁免。因此，1987年以来的台湾转型正义就成了执政党自我批判和作为反对派的民进党自我建制化之双向运动的过程，是合力完成的真相确认、有限问责与政治和解。转型正义的台湾经验本应当作为民主化的典范加以研究和提炼。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这种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一般民众对台湾转型史的细节及国民党的实际作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解误判，根据自身情绪、想象及民进党舆论来确立转型正义的理想性目标。负责任的台湾政治精英不应简单顺应这种民意的情绪化指向，而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来做好解释和疏导，以共同团结而不是继续斗争的方式巩固台湾民主的社会基础。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 蔡英文政府续推转型正义主要针对国民党之党产，认为这些财产来自于不民主的体制和历史，需要加以清算归公，才可重建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为何民进党在经历数番政党轮替及民主巩固已成共识的条件下仍然要翻炒历史的旧账，操弄民粹化的本土悲情呢？其真实目的真的是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吗？台湾民主政治对民进党不够公平吗？台湾民主政治对国民党真正公平吗？这些质疑在《不当党产处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部，而成为台湾社会观察和评判民进党之转型正义正当性的共同立场。党产清理不是只有民进党在推动，国民党也一直在自我清理，只是过程与效果未必令人满意，这里存在国民党内部门阀政治的利益纠葛、自我清理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财产流向存疑等问题。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不当党产处分由对立性且完全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以行政方式开展，很难保证公正性。民进党及台湾社会应宽待党产问题，尊重国民党自我清理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司法裁定，避免有罪推定和行政专横，以真诚和解而非穷追猛打的方式开启台湾民主新时代。政党仇恨与政治私心并不能为台湾民主加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