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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领导干部被提拔之前，要看他年轻时的德行与操守，而不应被一种“伪善”的假象所迷惑。其实，关于伪善与毁誉的识别问题，《资治通鉴》（第一卷第39页）里曾有精辟的阐述：“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时言到，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人指责你的话传来，而我派去的人看到的即墨，却是田土开辟整齐，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而召见阿地大夫时，齐威王却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查看，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战时你坐视不救；夺城时你不闻不问；于是我知道你专门用重金买通了我的左右近臣替你说好话！随后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其近臣。从此臣僚们再不敢弄虚作假、欺君罔上了。监狱选拔人才或领导干部，要看他平时是表里如一还是阳奉阴违？要看他平时是好大喜功还是脚踏实地？要看他平时是投机取巧还是以诚待人？这些恶与善的本性，尽管儒道两家争得面红赤耳，但这些品质随着一个人的权位攀升却难以发生质的改变，除非丧失或被剥夺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 五是提拔任用领导干部，应本着考察其为官清廉的品德。李克的“贫视其所不取”告戒我们，当一个人经济条件较差的时候，要看他是否有贪图钱财或好占小便宜的毛病？正如古人云，“贫者不饮盗泉之水”；要看他是否为了个人利益而经常巴结一些权贵，甚至采取小恩小惠或行贿等方式取悦于一些领导层？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在未得到提拔前，自己凡喜欢搞进贡、拉关系、投其所好者，他们一旦身居权位而失去监督之时，也必然会喜欢属下搞自己从前的那一套，因为他要理所当然地收回当初的官场投资与政治成本；他必然会喜欢那些拍马屁、搞进贡的那些人；其实，我们应当警惕这些人是不能被委以重任的。 再说《魏文侯问相于李克》这则典故，当时魏文侯手下有个叫翟璜的大臣先是抱怨老丞相李克，怪他没有向皇帝推荐自己当宰相，当听完李克的一段肺腑之言后，翟璜才感觉自己的确比不上另一更合适的宰相人选----魏成；因为魏成所推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个人，一直被国君尊称为老师，而翟璜所举荐的五个人，却被国君任用为臣属，而且在上述五个方面，魏成的确比翟璜做得更好。所以，后来翟璜再三向李克道歉:“我真是个粗鄙之人，刚才的话我失礼了，我愿终身拜您为师也。” 而《智伯之亡》里关于“德与才”的任用标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司马光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智瑶（晋卿----智伯）的灭亡，在于他多才少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资本；德，是才的中心统帅。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托，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就会用来作恶。持有才干而做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导致国家覆亡的真是举不胜举，又何止智瑶一个人！如果能审慎地考察德与才的不同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会重蹈覆辙了！” 由此观之，监狱选拔中层领导人才时，应将“德”置于任用标准的首位，而且应将上述“五条原则”与传统儒学倡导的“智、信、仁、勇、严”的为将之道相结合；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可真正做起来，如何客观“知人”就很难矣。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刘劭就在《人物志》里曾谈到，随便许诺的人好像很热情，但这种人却没有信用；什么事都会干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但一旦动真格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神旺盛，但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精明细致，但只会增添麻烦；轻易答应给人好处的人好像乐于助人，但往往说话不算数；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但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的家伙……孔子对此曾说，“人心险于山川，知人心比知天还难。” 即便如此，人类社会必然进步，国家公器之发展必须选好人用好人，对监狱而言，应以国家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监狱组织条例等法规制度为依据，契合当今监狱的警务实际，将“公正、文明、诚信、严明、清廉”的执法理念融入到具体的领导岗位考察程序中去，并制定出详尽的人才选拔与操作标准，积极扩展民主监督的渠道，充分利用网络等媒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只有维系清明的政治生态，才可能使监狱事业步入健康、文明、法治的轨道。(下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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