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发】回忆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 本文来自网络 作者： 刘 绵 今年是湖南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前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作为长沙和平解放的参与者,作为老党员、老战士,我打开记忆之窗,追忆那段尘封的长沙起义地下斗争经历…… 南下长沙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蒋介石调整了军事部署,撤销了以程潜为首的武汉行辕,建立以白崇禧为首的华中“剿匪”总部,武汉行辕改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为主任。当时,我已潜入武汉行辕机要室数年(之前在第六战区),是否继续跟随程潜入湘?武汉地下党研究认为,程潜回湘后,地方势力抬头,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白崇禧的矛盾必有变化,为掌握敌人动态,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湖南,确定我仍随长沙绥靖公署南下长沙,并将我的关系转中共南方局长沙特支。 到长沙后,长沙绥靖公署在小吴门外一个大院里办公,住房和办公条件均较差。当时社会动乱不安,罢工罢课此起彼伏,物资匮乏,抢购成风,物价一日数涨。 不久,我与张立武(原名岳建中,系中共长沙特支委员)接上了头。我们在武汉就认识,他简要介绍了长沙情报,要我及时提供军事机密情报,并要注意安全,谨慎工作。 1949年春,中共华中局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对地下党军事策反工作的重要指示:“对于武装斗争,强调策反,搞两面性武装,暂时隐蔽不动,待解放军临近时举行起义,配合解放军的战斗。解放方式,作两手准备,在准备用战争解放的同时,尽可能争取湖南和平解放。” 两走洞庭 自程潜回湖南后,湖南地方势力抬头,受天津战役和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增大。任务既艰巨又紧迫,鉴于我熟悉国民党部队情况,地下党决定派我搞军事策反工作。策反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军二三二师康朴师长、张镜白副师长(康朴原为武汉行辕副官处处长,张镜白为武汉行辕警卫团团长)。 二三二师(原名新编十四旅)1948年9月在长沙编成,它的编组过程和部队来源比较复杂。师长康朴、副师长张镜白都是孙蔚如调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时带过来的,在蒋军内部受到排挤。当时他们的部队担任江防任务。李默庵、宋希濂所部先后驻防常德;霍揆彰所部驻岳阳,对其左右两侧构成威胁,因而孤立无靠。另外粮食弹药也供应不足,加之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大军已逼近上海、南京、武汉。只要我们抓紧做好策反工作,康朴、张镜白率二三二师起义弃暗投明的可能性很大。我和康朴、张镜白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策反工作。长沙地下党组织召集有关人士对二三二师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在我临行之前,党组织又详细研究制订了策反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临行前,张立武还再三叮嘱,除了完成策反工作,你要注意掌握十一兵工厂王大队长的动态,继续做好他的工作。 3月,我只身经岳阳,过洞庭,坐船来到华容县二三二师师部,见到师长康朴。康朴精明干练,晤谈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投奔他的。当了解来意,并得知我是由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来以后,十分惊讶,态度立刻认真起来。他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我答:“是。”接着他又说:“你一个人来我的部队策反,难道就不怕死吗?”我说:“当下形势,你比我更清楚,解放军兵临城下,蒋军嫡系对你左右夹持,怕的应该是你。”他说:“我怕什么,了不起我把部队拉到湘西打游击。”我接着说:“你跟谁打游击?那样你不出几个月就会被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消灭掉。生死关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部队几千名弟兄着想。”当谈到部队和他个人前途去向时,他认为局势还不到绝望关头。言谈间我觉察到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起义,但万一军事失利,他也势必要保存实力。因之我进一步开导他说:国内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难以挽回,你何必为蒋家王朝陪葬?只有弃暗投明像傅作义将军那样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怀抱才是唯一出路。交谈一二小时后,他表示再冷静想想。接着我又走访了副师长张镜白。张镜白和我更熟悉,他态度鲜明,早有心与傅作义一样弃暗投明,必要时将率部单独行动。张镜白留我在他兼任团长的团部住了一晚。在该师的中、下级军官中,有些是从武汉行辕和长沙绥靖公署来的,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帮助,使我能够很快了解部队各方面情况。譬如我在闲谈中了解到康朴、张镜白的家属现在还留在汉口,一直没有随军。 还有他们的老上司孙蔚如仍潜居上海,拒绝去台湾,说明他们有起义的思想准备。逗留数日后,我觉得有必要回长沙向省工委汇报。康朴、张镜白派专人送我离开了国民党部队的控制区。 在长沙,我把在二三二师工作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省工委认为此行有成果,应继续稳妥工作,争取在大军渡江时配合起义。为在行动时取得当地地下党的配合,还向我交代了和华容地下党组织联络的方法。得到省工委的指示后,我再次渡过洞庭湖,返回华容二三二师。 这时,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南京政府垮台,上海被困,武汉解放,蒋家王朝已土崩瓦解。再次与康朴见面,他态度明显变化,热情挽留我住师部等待时机。6月,康朴找我,表示愿意率部就地起义,同意派人送我过江与江汉军区联系。当时沿江渡口全部封锁,我们从华容骑马到了调弦口(湖北石首),我坐小船过长江后,走了几十里路,找到监沔军分区政治部。监沔军分区经请示军区,同意康朴部就地起义,接应解放大军渡江并商妥了联络信号、电台呼号以及我军渡江南下时的接应方法等。谈妥有关事宜,我带了军分区司令员张翼宽给康朴、张镜白的敦促书,然后渡江返回华容。正当此时,康朴部接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来电,被调往长沙驻防。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并征求应对意见。根据来华容时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我认真思考后答复康朴说,“只要你师起义的主意已定,在哪里行动都一样,可以服从命令南调。” 我离开华容回到长沙后得知,二三二师回调长沙确与未来军事活动有关。此时,二三二师已向南开拔,接近益阳正向宁乡一带移动。当时游击队姜亚勋部正在宁乡沩山一带活动。为免发生意外,张立武叫我速去益阳追赶二三二师部队。临行前,我去张立武住处告别,他给我一卷宣传材料。因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耽误了时间,我出发仓促忘记了带上这卷宣传材料,上船后想起十分后悔。谁料船抵益阳靠岸时,国民党十一兵团胡琏部突然包围了码头,对下船乘客逐个进行搜身检查。我和数人虽身穿军服,也难躲过。这时,心中暗自庆幸,因为粗心大意倒躲过了这一劫。次日和二三二师几个人离开益阳去桃江。过了桃江,翻了几座山即进入沩山,在一个大庙里找到师部。此时,我了解到康朴部已接程潜令“该部星夜开赴长沙”。第二天,部队下山朝宁乡转移,临夜抵达长沙。 拉走队伍 返回长沙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张立武。张立武告知湖南正酝酿起义,二三二师南调属统一部署,任务是保卫长沙,迎接解放。他还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你立即去株洲十一兵工厂找警卫大队大队长王鉴岱。他要拉出部队起义,指名要你赶快到他那里去。” 在武汉时,我与王鉴岱来往就多,对未来打算早有默契。后来,该厂迁往株洲,长沙绥靖公署迁长沙,我们之间来往更密切了。来湘后,他就在十一兵工厂警卫大队中积极活动,安插亲信,培养骨干,为率部起义做准备。我在二三二师活动时,十一兵工厂接命令计划南迁海南岛。时间非常紧迫,只待机械设备拆迁完毕,警卫大队就要随厂南迁。因此,王鉴岱急不可待,见找不着我,只好通过关系找到了地下党同志,要求帮助起义。地下党派了一个湖南大学的学生和平浏游击区游击队的向导来配合行动,要求起义队伍拉到平江、浏阳交界地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由于王鉴岱与我长期往来,相互比较熟悉,他坚决要求再派我去他部队一起行动。真是凑巧,地下党同志正在为难之际,适遇我随二三二师从沩山回到长沙。 十一兵工厂正在加紧拆迁,王鉴岱见我到来,喜出望外。我俩立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和实施步聚,决定为迷惑兵工厂厂方,自即日起每晚部队全副武装实施夜间军事演习。连续搞了3个晚上,趁敌人不注意,于第4个晚上全体官兵出动,把队伍拉出株洲,朝北走去。走了一个晚上,天色微明之时,队伍在一个山坡下集合起来,由王鉴岱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部队,投向人民怀抱。宣布后,王鉴岱又说愿留下者跟他一起走,愿走者可以发给路费。当时部队情绪很高,只有个别离开了。 次日凌晨,部队按计划拟穿过长沙至浏阳公路向平江地界前进,当进至离公路约3里路时,发现有一支国民党部队,部队不得不进驻公路沿线村庄,并派出岗哨。情况突然有变,王鉴岱神情紧张。我们迅速分析新情况,认为敌人显然已发现了我部,但没见他们作战斗准备。为免敌人生疑,我俩决定指挥部队减缓行进速度,同时对队形和火力做了调整,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由于我熟悉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和首脑姓名,而且王鉴岱仍着国民党部队服装,于是,我俩指挥部队沉着大胆,若无其事地闯过两道敌岗哨的盘问,径直进入村庄,从敌营部门口走了过去。出村后,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们催促部队迅速上山, 控制了制高点。 当时山里很乱,有游击队,有国民党散兵游勇,也有土匪、地主武装,大都自立门户,各自为战。第二天才打听到,我游击队前几天被白崇禧部队打散了,现散伏在山中,一时间与游击队联系不上,部队给养困难,王鉴岱愁眉苦脸,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商议后,我和同来的向导(当地人)化装成当地农民,朝北下山到平江一带寻找地下党。沿途情况复杂,行人极少,枪声此起彼伏,我们一口气跑了30来公里路,终于在一个村庄里找到了地下党同志。我立即向游击队负责人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要求起义部队和游击队搞好团结,配合作战,迎接解放。对起义部队作了交代之后,我依旧国民党军官打扮,坐上滑竿离开了游击区。返回长沙后,我立即将王鉴岱部起义的情况向张立武作了汇报。 迎接曙光 二三二师驻守在长沙以南易家湾、株洲一线。此时,解放军正从长沙以东向株洲、渌口迂回,逐渐形成了对长沙地区北、东、南的三面包围态势。切断长沙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有利于长沙的和平解放。 回到长沙后,我立即赶赴易家湾二三二师师部。7月,解放军向株洲发起进攻。为了使部队进攻减少阻力和不必要的牺牲,我找到了康朴,让康朴亲书手令,调来一火车机车,载着我向株洲急驰。赶到株洲,我马不停蹄,找到该师一位营长,拿出康朴的手令,命令该营立即撤出战斗,迅速向师部靠拢。这使我军得以顺利前进,较快解放了株洲。 7月28日,被白崇禧逼往邵阳的程潜返回长沙。7月29日,陈明仁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了起义的决心。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决定:由二三二师进驻长沙,担任市区警戒、迎接解放的任务,宪兵团和水警总队仍留在市区,其余所有原驻城郊的各军、师均于31日以前开赴湘江以西待命。7月30日,二三二师接受任务,立即进驻长沙,一方面注意做好防空袭准备,一方面派出工兵修复解放军入城必经的公路、桥梁。张镜白和我住在一起,我负责与地下党武装指挥部联系。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正式起义通电。通电甫发,敌飞机即至,在市区进行轰炸扫射,好在伤亡不大。起义通电宣布后,驻湘乡的陈明仁部七十一军叛变向南逃窜。8月5日,起义部队派代表迎接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三八师入城。当晚,解放军入城部队以军乐队为前号,彩车开路,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群众夹道欢迎,鞭炮锣鼓齐鸣,载歌载舞,欢庆解放。全城像欢乐的海洋,我站在欢迎的行列里,心中充满了欢乐。 长沙解放后,8月下旬,在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会师大会,解放军、地方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会面。萧劲光、金明、王首道、唐天际等领导莅临大会,气氛热烈,情绪振奋。在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地下党工作的巨大成绩。 当时,城市刚刚接管,秩序正在恢复,各级机构尚未正常运转,我被调到交际处工作。 长沙起义后,中央军委宣布将起义部队暂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陈明仁,下辖3个军。 9月,党为了改造这支起义队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从野战部队抽调了部分军、师、团级干部,以此为骨干组成了湖南军区工作团。工作团的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深入了解情况,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形势教育,为改造整编这支队伍创造条件。因为我曾长期潜伏在敌军中工作,比较熟悉国民党部队的内情,又直接策反过二三二师,湖南军区指名把我调入工作团,通知很快下达到交际处。就这样,我刚刚脱下国民党的军装,到地方工作不几天,就又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一名政工干部,分配做秘书工作。 工作团组成后,浩浩荡荡开赴驻浏阳的起义部队第一兵团部。我有时下到营、连,召开形势报告会、座谈会,或找官兵个别谈话,有时举办骨干训练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取得较大效果。 当我在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信所率的警卫团帮助起义军官学习《共同纲领》时,传来特大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随着衡宝战役的胜利结束,白崇禧率部逃往广西老巢。解放军南进广东,湖南局势转入稳定。通过耐心细致的争取教育,依靠党的团结改造方针的正确执行,工作团的工作圆满结束,为整编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2月,在湖南浏阳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由中央军委宣布将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辖五十二、五十三两个军,驻扎于湖南浏阳、醴陵、攸县、安仁、茶陵等地。我曾策反的二三二师改编为五十二军二一五师,师长康朴升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副师长张镜白升任二一五师师长。 完成此次任务后,工作团的同志都留在了二十一兵团,我也结束了4年多的地下党斗争生活。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能为新中国的诞生尽绵薄之力,感到十分荣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