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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网报道，一则《北京某村对外来人口收费》的通知流传于网络。该通知中称，为完成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外来人口、店面每人每月需交2000元，决定自8月1日开始实施。
通知显示，经该村村党支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决定，对外来居住人口包括大棚、饭店、小吃部和各种服务店面及外来打工人员等，一律进行单月收费制。具体收费方法为“大棚每人每月交2000元；门脸、饭店每年交5000元，每人交1000月；外来居住人口每人每月交2000元。 通知声称：凡不按此规定执行者，执行人员有权停止一切服务项目，并将当事人限期搬出本村。此决定定于2017年8月1日起正式执行。通知落款为北京求贤村村委会7月12日。 完全能理解求贤村为维护北京市最美乡村称号所做的努力，外来流动人口增多确实会给当地治安、环境、卫生以及邻里关系带来困扰，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当地原村民而言，完全合情合理。
但是简单粗暴的采用“一刀切”的收取高额费用，达到“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则有失公允。这既剥夺了外来流动人口正当自主择业的权利，损害了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份通知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 至少有以下几个疑问需要北京大兴区某村进行解答。 第一个疑问：收取费用2000元的标准是谁规定的？该通告宣称，是该村党支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决定收取费用，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仅仅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没有行政强制权，无权设立罚款、征收的项目。 如果要依照标准进行收费，至少要公开每月管理费用，清洁、物业、安保等具体开支是多少，所有的管理费用不能仅仅只由外来流动人口支付，所有享受服务的村民都有义务支付。而2000元的标准，对外来流动务工人员来说，绝非一笔小数，这是变相的驱赶。 因此，以所谓集体名义收取2000元费用，如果外来流动人口真交了，没有完成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是否以后又可以任性地从2000变为5000甚至10000？这其中的依据在哪？ 第二个疑问：谁给了北京大兴区某村公然违背契约精神的权力？通知声称《通知》发放前已经出租的，由出租人与租户进行协商，变更出租合同，并由出租人限期交纳相关费用。要求将相关条款写入出租合同，费用直接由租户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有关规定，“买卖不破租赁”，租赁合同的成立不以租赁物的交付为要件，当事人只要依法达成协议，合同即告成立。公然宣称要村民变更出租合同，且费用还要租户承担！这样公然违背契约精神真的合适吗？ 至少从法律层面，承租户完全可以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赔偿。而这样有违法治精神的通告能堂而皇之出现，则侧面反映北京基层村干部的法治思维还亟待提高。 第三个疑问：谁给了执行人员有权停止一切服务项目，并将当事人限期搬出村的公权力？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谁要不按照该村说的来，就“停水断电”，并且组织村民采用强制手段驱赶。 威胁的意味扑面而来，作为外来流动人口，与当地村民相比，不管是力量还是人际关系自然都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村民委员会的初衷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它并不具备强制力和驱赶他人的公权力。 只要外来流动人口不违法，不违规，不违背公共良俗，除了具备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它有什么资格要求当事人限期搬出村？ 并且，我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合法财产若真受到破坏，大可一纸讼书诉之法院，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北京大兴区某村的这份通告之所以引起网民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外来流动人口带来的脏乱差管理问题，更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的信息： 排外，封闭，以所谓的某一个正当目标而采用非法手段，以集体的力量来压制个体的合法权益，而这些恰恰是法治社会所要坚决摒弃的！ 期待北京大兴区某村，能把“外地人零指标”解释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