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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不能查清事实，检察官不能及时返还卷宗和写出上诉理由，这些，都成为拖累案件审判的缘由，而担任三审的“最高法院”为控制审理负担所实行的“限量分案”制度，更是加剧了此种事态。所有这些现象都直接、间接地与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审判人员数量的增长，远不敌案件数量的增长。作者在书中引述大量数据和实例，描写了重负之下法官疲于奔命的工作和生存境况，读之令人动容。自然，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造成审理延迟和影响判决质量的因素还有许多，包括案件的性质和构成，法官的能力、经验和操守，案件侦查和起诉的质量，甚至还有法律的良窳，立法机构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因素彼此联系，环环相扣，构成了书中所揭示的种种问题生成的背景。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台湾司法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S教授曾于1985年和1995年两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台湾司法虽然在不断改革，但其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却日益低落。比如在被问到“如果涉及刑案，你是否会相信法院的裁判是公正的？”时，前一次调查，台北市表示相信的人有百分之十九点四，台北县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后一次以全台湾为调查对象时，这个数字就降至百分之七点二（转见林端，2010）。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司法改革再次成为朝野双方的共识和努力目标。1999年，大法官翁岳生在其就任“司法院”院长的仪式上提出五大施政方针，其中，“实行司法为民的理念”列在首位。此后在不同场合，翁岳生屡屡言及“司法为民”，其有发言记录可查者，据本书作者统计，达二十八次之多。然则，何为“司法为民”？据翁氏本人阐述，就是“司法是为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作者又引翁氏上任之初致全体法官信中的话阐明此意：“您我案头的任何一个决定，就是人世间公平、正义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本书142页） 上面这个情节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无疑是“司法为民”那句话。因为在过去近十年里，海峡这边司法界喊得最响的，也正是“司法为民”这个口号。同样四个汉字，其外在的背景，内里的含义，有异，有同。微妙处就在这同、异之间。 后来一次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演讲时，S教授总结台湾司法制度发展历程，其概括如下：1945至1979年为“专业化”时期，其特点为自上而下地提供和改善司法品质。用我们熟悉的话说，这是司法职业化的阶段；1979至1994年是他所谓“特殊化”时期，这一时期，存在于司法中的贪腐问题得到解决，如今，台湾社会基本不再受此问题困扰；1994至1999年是所谓“独立化”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通过1997年的修宪，为独立的司法预算提供保障；1999年以后，司法进入“社会化”时期，此所谓“社会化”，主要是着眼于专业内部的改革，旨在破除狭隘的职业和阶级利益，提高司法对社会的负责程度，“司法为民”之说也由此而兴。S教授当年就以“司法改革的再改革”为题写成一书，对囿于法律专业视角的法律改革提出批评，他说：“司法的本质，是一种满足人民正义感的仪式。”现代社会的法律，作为一种高度分化的制度，固然有其专业上的正确性，但是这种正确性不是唯一的。司法必须得到人们的信赖，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本书148页）。这可以看作S教授对“司法为民”理念的诠释。 司法要服务于人民，满足人民的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和信赖，照这样理解，两岸所言“司法为民”应当相去不远。然而，两岸司法制度正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律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司法为民”一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简单说来，大陆的司法仍在专业化途中。在此背景之下，强调“司法为民”，除了阻却司法的职业化进程，还寓有加强对司法的政治影响之意。因此，“司法为民”的口号，每每得不到法律人响应，反而屡有争议。其实，主张司法为民所用，司法服务于民，在我看来，这样的理念并无不当。要问的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司法为民？如何才能做到司法为民？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走专业化的路子？是否坚持法律的自主性？怎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司法的廉洁、公正和效率？什么样的司法制度更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信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发现，《流浪法庭30年》所揭示的台湾经验，在有些方面足资借鉴。 比如，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司法为民”都是弥足珍贵的理念，而要坚持这样的理念，至少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司法制度接受民众的检验和评判。为此，保持司法制度的公开透明，资讯开放，允许对司法、法律的自由探究和批评，尤为重要。“流浪法庭30年”之类的故事，在大陆不可能出现，就好像台湾不会有“上访30年”的故事。不过，更重要的不同还在于，像《流浪法庭30年》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这里干脆无由产生。因为，这里要获得所需的司法审判资料很难，能够公开运用这些资料更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本书那样对司法弊害刨根究底的探究和直抒胸臆的批评，如果不是被完全禁绝，必定受到极大限制。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探究和批评是违法的，而是因为它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正确”。诚然，法律依其本性首重“合法与否”，而不是讲求“正确与否”。但是，法律如果不能确保其自主地位，又如何为法律上的权利提供坚实保障？ 又说到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这可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过去，甚至现在，许多人相信，法律，当然也包括司法，可以完全与政治绝缘。不仅如此，他们坚信，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有自足自立，彻底摆脱政治影响，才算是现代的，那时才有所谓法治。然而，世界上许多发达法律制度的经验，却证明这种信念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台湾的经验就表明，司法的专业化，进而法律的自主性，虽然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法律自身的问题，甚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也不会因此而消解。其实，“司法为民”的主张，本身就包含有政治意味。在那次清华法学院的演讲中，S教授也提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他指出，司法独立为法治所必需，固然无可避免，但是司法与政治绝缘，也导致其对社会的疏离甚至不负责。这时，政治化的冲动又开始涌动。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化，在这个阶段，简单的外部干预已经被排除在外，但是，司法之外尤其是狭隘的专业外的考量会得到某种承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