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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如果想从实际例子中，也就是从经验中，归纳出道德的根据，将是十分糟糕的。因为每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本身都需要先根据道德性原则加以评判，看其是不是道德行为。即便是圣徒（他们在世度过圣洁的生活，有高尚的德行，死后被教会册封为圣徒），在人们将他们确认为圣徒之前，也得先和道德完善的耶稣进行比较；甚至圣徒自己都会这样说：你们为什么确认我是善的，除了唯一的上帝，没有谁是善的原型。但是，作为至善原型的上帝，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呢？上帝不是来自经验的，而是来自理性，来自理性先天的对道德完善性的拟定。如圣徒等道德榜样，只是用作鼓励，让实践规则更加直观，但不能代替来自理性的道德至善原型。 完全理性存在者如上帝，没有肉体存在，也就没有爱好和冲动，是完全的善良意志者，是全部自发的按照善的法则去行动，所以也就不存在“命令”的问题。人类由于有物质性的身体存在，也是感性的存在者，具有爱好和冲动，不会完全按照理性法则去行动，也就是并不必然被规定，所以理性法则对人类而言表现为“命令”。纯粹理性法则对人类而言，就是绝对命令，就是无条件的命令。 康德认为，理性的区别于自然界的自然，就在于它为自身设定了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就是善良意志作为质料。这也是人是目的的核心所在，也就是“人是目的”是指善良意志为目的。我们知道，善良意志只是康德的一个假设，也就是道德奠基的一个基础假设。康德说：“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唯一除了一个善良意志以外，根本不能设想任何东西有可能无限制地被视为善的。”很清楚，善良意志不是康德所认识到的，而是设想的。 通过对康德人权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康德道德义务说，不是来自绝对逻辑分析，而是想当然的假定。即使道德义务说能够成立，也有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由于定言命令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命令，凭什么从定言命令的逻辑中推出“人是目的”的“目的公式”，这根本也是无法推出的。其次，目的公式是以善良意志作为质料，而善良意志系本体领域，与个体物质意义上人类也不能绝对等同，而自杀是针对物质意义上的个体人而言，凭什么不能自杀呢？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之一在于“人是目的”，只有“人是目的”，才可能进一步推出“自律公式”。同样道理，定言命令的核心公式“普遍公式”也有问题。因为从逻辑角度而言，即使定言命令的形式，只有一个。但是，这一形式一旦加入内容，就可能出现相互冲突的多个具体内容。正是由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公式无法像数学公理一样，导致在实践上无法推出完善的像数学一样的具体规则体系。 康德的道德哲学充满了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想当然的假设。但其人权理论，影响极大，深入人心。笔者认为，“人是目的”的人权理论不是形式的，而是经验的，无非就是人类具有自爱的经验情感而已。所以，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 康德哲学中的纯粹理性的概念，类似于我国传统心学的良知概念。有什么样的良知学说，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及道德观。同样道理，具有什么样纯粹理性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及道德观。康德将纯粹理性试图抽离一切经验，实际也抽离不掉，反而塞进也掺杂了一些经验的内容。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假设自由为前提条件的。因为自由，所以纯粹理性，所以道德。自由不可认识，是康德的三大悬设之一。自由可以思维，不可认识。所以任何关于自由、理性言说，都难免是自说自话。康德纯粹理性充满基督教的道德观，当然也应当允许将理性做其它的假设，其它的信仰。康德的认识论，决定了法律价值主观性，也决定了康德道德及法律哲学的难以普遍化的命运。 总之法律价值及道德价值是主观的，在本体之中，不可认识，任何的相关判断都是难以绝对正确的。法律价值的主观性，意味着法律价值具有个别性及不确定性的一面，面对个案，应当允许不同裁判者的差异化判断，而且这种差异化判断具有平等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