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记：头到脚的距离（社会学）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问学记：头到脚的距离（社会学）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头到脚的距离。这话的意思有两重：一件事情从脑中构思形成理想到付之实施并最终产生结果，难。一个人没有一步一步在踏实经历中的生命体验，就想要在头脑中产生出有深度有生命力的思想，更难。这两重意思在社会学领域最是贴切。2009硕士入学，学长曾传授念研究生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抓紧时间选定论文方向，先开始写起来。学长的意思是告诫我们，写论文这事要趁早。如果不早些写完了，精力一牵扯，容易影响研三时出门找营生。前辈传授经验以及种种潜的或者显的规矩，加上刚刚入学的新鲜劲儿，我们几个后辈很是三分钟热度了一阵子。到图书馆里面翻书找灵感，找前辈学长问经验，找老师问基础文献的书目推荐。只是，三分钟热度毕竟只有三分钟，早点开始准备论文的计划很快就散漫的生活节奏淹没。但也并非全无所获。因为自小有些关于户籍制度的惨痛经历，我把硕士论文定位在了户籍制度问题研究上头。很自然的就跟社会学打上了交道。啃了几本“经典著作”，总感觉有些隔膜。毕竟，域外的社会理论是针对其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思考，其中抽象出的某些原则未必与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十分契合。仅仅是以解决户籍制度问题的功利角度出发，这显然是只能作为理论背景而存在。拉大旗扯虎皮还可以，真要是面对问题，总是要首先亲临问题的。不过，就像所有的弯路都注定不会是毫无风景那样，囫囵吞枣的文献阅读也确实是见了些思想世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本书拿在手里被我反复翻画。写下了很多思考，从这本书的行文结构，论述方式，逻辑进展等很多个角度拆解的笔记。也从那时候起，发愿要像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的社会学奠基那样，做一点以中国自身的社会生长为对象的研究。于是，本来提早开始写论文以便节省时间的目的，早早下手准备却副作用明显，实际上是把时间都挤出来浪费在了社会学的学习上，很算是“不务正业”。两年多户籍制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见诸论文的少之又少，在文献综述和简要分梳之后，论文按照“标准格式”就草草收了尾。因为这，这篇文章在后来学习和思考的日子里，总是羞于提及的。这篇论文留下的另一个影响是在答辩的过程中。答辩组中的一位教我宪法学的老师，质疑我的文章是抄袭的。“你的文章不会是抄的吧？”“你的文章是抄的吧！”。那是我第一次见识一位教法律的老师，原来也可以在论文形式上的重复率不到百分之十，论文在内容上明显有悖于主流观点，这样毫无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随意出口伤人，一篇付出了艰苦努力完成的不成熟的思考，被无端怀疑的状态，或许只有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件事激起了我心里隐隐的争强好胜心，发愿非要做点能获得认可的东西出来。所以，从2011年开始直到2016年，哪怕是工作再辛苦，出差在外也好，假期周末也好，每天都会把抽出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一半用来读这一领域的书，或是为读过的书像当初读《江村经济》那样做各种形式的拆解和分析。另一半的时间就是去观察这个社会。曾经跟几个晚辈谈做社会调查，都说时间紧张，没有那么多整块的时间用来做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的最重要手段，是社会学必须要做的。只是，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又哪里需要那么多专门的社会调查呢？你不就是在社会之中吗？“世事洞明皆学问”之谓，俯仰皆是。有一颗愿意去观察和思索的心，随时都可以。在2011年到2016年的那一半观察时间里，关联着城乡结合部居民的地沟油问题，关联着农村社群结构变化的小额贷款问题，关联着作为农村与城市关系纽带的一二代农民工问题，关联着整个农村社会稳定的土地问题，以及以广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为思考核心的排队争抢问题、居民的公共卫生参与问题，以及基层公务员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行为影响问题。那是一段难得的宝贵经历。在另一半的读书时间里，囫囵吞枣的读了些韦伯、涂尔干、贝克、吉登斯、费孝通、瞿同祖、秦晖、郑也夫、郭于华、贺雪峰……。跟朋友聊起来我这个社会学领域的游击队员、野路子，也算是有些文献基础，并不完全是闭门造车的。起码，不会出现思考上几年做出来的东西，都是被前人已经仔细论证过的情况。在问学的路上除了智识增长带来的愉悦，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一群有相同爱好的朋友。有科班出身的高校老师，有仍在求学的博士博后，也有跟我一样仅仅是业余爱好的游击队员。每每相聚，一群人坐在一起就一个或者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真有种不知时间流逝的快慰。学问并不一定每次都那么幸运的有机缘能有好老师来指导，没有老师的指点，弯路是一定的。好在，弯路，也有弯路的风景。我仍然坚信，我做的基础工作，是有意义的。2016.12.09于内蒙

律师名博

> 律师 > 律师名博 >

问学记：头到脚的距离（社会学）

频道精选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