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敏：轻悄放花于流水，但闻哀怨草欷挲

家有好书家有好书散文：轻悄放花于流水，但闻哀怨草欷挲——读《福泽谕吉》目次：1．千曲川2. 从福州望中津3. 伟大的平民：从卑屈到独立4．良饵与毒品5．我家长江初发源 [周二，2月19日]1．千曲川[①] 轻悄悄地放花瓣于流水我已泣成泪人儿看到了勿忘我草使我回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初恋啊！信浓之旅唷[②]！借问浮云明日何处去烟霞拖曳浅间山千呼万唤都已远秋风小径芒草摇啊！孤单朴簌行。但闻哀怨草鸣欷挲挲千曲涟漪渐迫近夜幕低垂罩河岸乡里灯火已点点啊！信浓之旅唷！ [①] 五木弘演唱，作词：山口洋子，作曲：猪俣公章。 [②] 千曲川是信浓川的上游，就如川江是长江的上游。千曲川→信浓川听着如此凄然、悠远、惋情依依的歌曲，心灵就好像鸟瞰着千曲川朴簌蜿行啊，象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远山的工厂仔，看得懂“借问浮云明日何处去 ”的深情，尤其是就读于与中国音乐史（国立音专）有重大关系的中学，时不时被做班主任的音乐老师点拨一下，且家乡名字还象一个日本村似的——作为“青木”的学生不可能不爱音乐，也绝不会排斥日本音乐……“秋风小径芒草摇，啊！孤单朴簌行”，听得我都掉眼泪了，这正是我少年走读的情景，十年…… 呵，看来是要写爱情了？但是，不，我写不来这个。在你进入我的痛苦思维之前，还是放松欣赏这首优美的歌曲吧，有什么想法，欢迎留在我的评论版面上。我的时间只允许我一点点的边写边发表。 ---------------------------------------------------------------------------二十世纪感动日本歌曲100首：五木弘演唱的《千曲川》MTV http://www.56.com/n_v42_/c34_/9_/28_/yang776906088_/zhajm_120145365095_/304602_/0_/28131876.swf 木村好夫的吉他曲，五木弘的演唱，我不知道哪个更好听，但是要拨动心灵还是后者[周三，2月20日] 千曲-信浓是日本最长的一条河流，它向北，而东，又向北，进入日本海，纵贯367公里，流域11,900平方公里，这样的流向对于我们民族千古踏风流、大江赴东去的情怀来讲，感觉很不习惯，它似乎太短也太浅。当然它依然能蕴涵复杂的心灵，这种复杂让我敏感而沉重：《千曲川》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伤情之歌，我感觉在优秀的华语歌曲中还没有与此同档的词曲，奇特的是，也许有渊源的是，它宛如《诗经》三百零五的演绎，可是《千曲川》传达的是现代伤情，烟霞拖曳旷古悠，一曲唱罢还今人，我坦然得无话可说地欣赏五木弘奉歌至圣的奇特缘由。拥有如此美丽的河流和歌曲的民族，它应当是优秀的，但它还是凄美的，挫折的命运耐人寻味啊，我试图在这首歌里发现什么，疲惫之时找到了翻译得最好的一个歌词版本，我看了又看，摘出了《千曲川》的四句来概括我的想法：轻悄放花于流水，但闻哀怨草欷挲，乡里灯火已点点，千呼万唤都已远。这是极为悲剧的写照：“轻悄放花”就是福泽谕吉大师渐行渐远的启蒙，也象征顺风顺水的文明改革吧，“哀怨草欷挲”就是大日和魂偏狭狂妄的结果，那淌漾的“轻花”变成了世界最美丽的大花（参见《心灵没有逻辑》：“蘑菇云是您放出的最美丽的一朵花”）；“灯火点点”是那泊岸人民的郁郁乡情，幻移的时光渐渐接近做温馨之梦，但是远去的子弟再也唤不回来了——在那烽火熊熊之乡，他们在杀人，然后，一个个又被难眠无睡的坚韧人民用大刀砍死。千曲川啊，千曲川，为何如此美丽，又如此悲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5Njk2/v.swf 广岛原子弹爆炸电脑效果[周四，2月21日] 2．从福州望中津十年前我移家福州，当火车最终与蜿蜒之水并行的时候，我的思绪也随着闽江展出开朗之景……这样的情怀一直伴随我落户于到处是近代洋房的仓山。有一天，我和儿子骑车去马尾，算是达至了我思绪的终点——近代文化的港湾。我知道这里是严复的起点：在马尾船政学堂的近代大师中，严复最为优秀，他13岁丧父时以第—名被学堂录取，后来贵为北京大学校长就更令人敬仰啊。如果不是此乡有林则徐，我可能要把严复叫福建第一名人。我居住的地方离林则徐的巨大塑像很近，就2-3站路。住在仓山就象住在近代，感受特别可是，当我意识到这里的近代文化氛围的时候，林先生和严先生却成了我的深深疑问：如此优秀的人和人格并无力成就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林则徐的“海国”巨眼望着芸芸众生，还是那么忧悒，然那日本国也继续屈从佩里将军海盗式的挑衅——他们树立的是“侵略者”的塑像；为什么英文功底那么悬殊，亚洲近代精神的代表不是佼佼严复，而是钝钝福泽？林则徐：躲在他伟大塑像后面的可能是弱者的愚蠢刺激福泽谕吉成为日本近代思想领袖的事件——佩里开埠聪明的弱者：侵略者被日本人民拜为开国功臣（日本横须贺）2003年日本人民热烈庆祝佩里“侵略”150年（参见镜鉴日本开国150年--解剖百年中日的历史抉择）强者的逻辑：一脸鄙夷（美国的佩里塑像）强者不会谦虚（美国的佩里塑像）:Matthew C. Perry opened Japan to the World(其口气就象表扬小平开放了伟大的中国一样）傲慢塑像下两国军人的体面合作在我这内地人的眼中，福建沿海的景色就和日本差不多，我再一次读了《福泽谕吉》，我自然地把沿海的情景联想到大阪——中津——长崎——江户（东京）——横滨——江户，除了两次短暂出海，其实他没有走多远。在这些线的起点上，福泽比严复更不幸，他18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可能是自杀），但是他的尽头，则是由他作为精神领袖引导的近代最后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泽谕吉是最伟大的日本人，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人和他的地位相当，严复仅有其相似经历，但他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思想家的畅快、成熟和狡猾，小平老乡是有权势的改革家，但福泽却是大平民，一个没有权势的时代引导者。面对福泽这样的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心智和心灵的矛盾，如果非要把中国的屈辱归咎于某人的敌意的话，那么没有人比福泽更合适了，但是，如果要我推荐一个最值得中国人尊重、学习的外国思想家，那他又是福泽。没有什么合适的语词可以表达中国人的复杂心情，就容许我用一句评价培根的话语模式（最伟大、最卑鄙）来评价福泽吧：最可恶、最可敬——倒过来也可以：最可敬，最可恶。不了解福泽，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不知道福泽的心理冲突，也无法找到对日民族情感分析的理性切入点，更为要紧的是，福泽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和解决问题方式，都是我们必然要遇到或必须思量的。福泽思想和日本近代化的经历，其价值就是伟大的启蒙，哎，这样的历史认识稍微有点不利于当今文化策士们，他们好像吃了壮阳的复古弹丸，时不时的跳一下，或许有时脸上挂不住，或许有时文化谋骗之术会昭然若揭。伟大的文化自慰[周六，2月23日] 3.伟大的平民：从卑屈到独立大平民:福泽谕吉福泽对中国的敌意并不是仇恨，这种敌意与“铲平浅间山，截断千曲川”的愤青式敌意本质不同，可以叫理性的敌意。（但老福泽在某时也是个老愤青，参见续文）这正是悲剧中的悲剧：一个异族文化的崇拜者看见老大的失落，忧愤的看到自己民族的命运也不过如此，于是，他抛弃了老大，尽其人类最大的本能（学习）改变本族，但是，傲慢的西方根本瞧不起日本，此种牵连现象就如，你看见高俅就想起高坎，看见高坎就想起高俅，这样的宿命是福泽谕吉和日本改革家的锥心之痛（《人性的证明》、《砂器》绝好地展现了这种人性心理），亚洲的形象是日本巨大的阴影，是其走入发达俱乐部的最大障碍，那个叫高俅的国家哪里有这种敏感心思啊，还念念不忘一衣带水、儒风醇化，自得、自恋得很……假设福泽是一个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跟严复等辈差不多，郁闷至死，最多表明你是一个爱国者而已，但是，福泽看到日本是可为的，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他有两个伟大的选择：1.唤醒日本人民，同时也唤醒中国人民，这样福泽谕吉不就是真正的亚洲启蒙思想家吗？但这是狂妄且愚蠢的：（1）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中国人是那种即使罚每个人一两银子，合计四万万五千两，也不会清醒的民族；（2）没有人瞧得起一个落后的岛国；（3）福泽没有义务唤醒中国人，这一点决定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如果他想到唤醒中国人，他就马上意识到唤不醒是多么好啊；2.于是福泽笃定另一个伟大且现实的选择：以那个唤不醒民族的尸体为进入发达俱乐部的台阶，顺带切割高俅与高坎的关系——这是老天爷赐予的良机：俄罗斯太大、太雄，不是一个好惹的对手，印度早已经被人征服，仍然沉睡的巨人就在身边。福泽的思想畅快淋漓，历史证明他和日本是正确的：第一，日本进入豪门，脚踩的就是高俅国家的尸体，那个傻瓜并不值得同情，它不是日本的，也是别人的；第二，他用另一种方式教育了曾经的老大，即使当福泽成为一个老愤青的时候，我们也别忘记，他一定能想到这一点：中国啊，中国，我，福泽的战略就是给你们文化最真挚最宝贵的礼物，没有人能比福泽更能证明中国的失败，除非你永远象个乌龟，缩头吟咏“仁者爱人”，而不看世界。福泽的伟大是宏微统一的，他指出了日本的出路，他更具体承担了这一使命所依赖的最伟大的事业：启蒙和教育。 [周日，2月24日] 福泽的文明之旅起于汉学，他用其汉学本事去谋求作一个学习兰学的食客，然后又凭兰学老师的身份去学英语，学习兰学的时候开始厌恶儒学，学习英语的时候又把兰学看得一无是处——其实，这应当就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缩影。这个人狂妄得很，他说：“如果是人能学的，不管是洋文还是别的我都想学”，这就是日本人，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学习能力并非不如日本人，但是中国人的学习心理和劲头相当可笑。这一切都发生在与中国有关的背景上：1840年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比中国还大，抛弃儒学成为日本文明的开始，1853年马克思正在讲：“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恩格斯后来也讲：“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他们两个真的是对东方事务漫不经心的闲聊人，其指名预测太过乐观，而未预测的是迅速十倍的变化，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正是1853年，佩里开埠“四只蒸汽船，惊破太平梦”，日本人迅速西化而不是解体，在刚刚有此想法时，福泽谕吉就说：鸦片战争“完全是中国人阅历浅薄，不懂事理，自己疏忽所至”因而是“自作自受”。知道福泽如此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学习英语有多大动力啊，他比起严复的学习环境太艰难了，他为了学口语竟然去找长崎的小孩。福泽的学习哪里比得上严复那样正经科班的学习英语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日本访问欧美的政府翻译随员，并且由此把握西洋文化的关键。福泽的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1. 代理改革之正当性的理论贩卖福泽的思想启蒙与具体资本主义相随。观察日本的近代史，可以发现，福泽还没有开始启蒙事业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全盘照搬欧美，福泽和日本的关系，就如培根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关系，一切变化皆已产生，思想家不过是这种变化最灵敏、最理性的反映者。福泽就是要为现实改革提供正当性论证，这是日本的幸运：有人摸着石头过河，有人在清点石头的走势，福泽亲历了摸石头的全过程，尤其是作为政府翻译随员，其感受优势是任何其他形式不能比的。所以，福泽清楚他的第一个使命：“贩卖西洋方式，成为西洋方式在日本的代理人。”于是出版了《西洋事情》（算是西制百科全书）——“成为xx代理人”，如此“可耻”，即使在当今中国，还有哪个人敢这么宣称呢？在福泽最初的著作中，资本主义的真谛就已被他掌握，他写到：“在文明国度的人民之中，弄清楚私有权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天知道，这样的理念为什么瞬间就进入到这个乡巴佬的脑袋里，而中国人直到现在还在争论物权法的正当性。 2.彻底反对封建学统福泽憎恶尊王攘夷，对一切旧文化的反动意图敏感至深，他面对的问题完全是中国问题的日本版，“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概之曰“和魂洋才”，福泽的伟大就在于，他几乎不同于当时所有的思想家，主张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其进步思想具有彻底性。 3.启迪民性和民智（1）“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个日本国民解放的口号出自福泽。福泽把自由与权利关联：“所谓人生之自由，乃成其通义（right），是说人生来就独立不羁，没有被束缚的理由，唯有获得自由自在之道理。”福泽说：“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饲养野兽’之义）……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理之极。”因此，福泽主张个人独立：第一立志向学，第二树立文明精神。（2）“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是作为人民代理之政府的当然职责，切不可说这是给予人民的恩赐。”福泽认为真正的个人独立是国家基础的解释——契约论，他认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他出了一个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选择题：a.屈从政府，b.用实力对抗政府，c.坚持真理，舍身力争。上策之上策乃c。（3）人性之“争利就是争理”，福泽主张追求物质利益是社会伦理应当加以正当化的重大事项。福泽的这一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的怪音，但他也是现代日本人金钱观的树立者。（4）“轻信易受骗，怀疑可至真理”，福泽主张怀疑精神，他说：“古人以疑心为人的一条恶德，然今日之文明，皆因允许怀疑天地之间一切事物而达成……今日文明乃恶德之结果。”福泽并不是一个逆反心理者，他务求于每一恶德的证明，这是浅薄者没有的行为。（5）教育立国。福泽一生以教育为业，他的教育对象包括政府精英、平民粉丝、一般百姓。如果说福泽未能位居高位制约其思想传播的话，毋宁说他有一种更强大方式影响日本。没有哪个中国教育家达到了福泽谕吉的教育影响力，那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民主教育家象福泽那样以民间方式持之以恒，甚至我都怀疑我们有没有民间的民主教育家，除了到处都是神神叨叨的孔孟学校，哪去找民主私塾啊？福泽思想不仅是畅快的，也是成熟的，他的育民战略很完整：学说渊源、理性树敌、政治基础、人性假设、精神指向、通达手段无一不备，他的学生可以贵为大臣，也可以贱为商妇，说他是日本全民的老师，恰如其分。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4．良饵与毒品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美妇，弄得其不可自制，真正的罪孽不是那个男人的贪婪，也不是那个美妇的轻薄，而是那妇人般的软弱；倘若说那个女人早就没有姿色了，那么诱惑那个强盗的是那白花花银子上只盖了两页“温良恭俭让”的圣贤书，或许更恰当的比喻是：那个瘾君子善于发现良铒，但这份毒品太毒了，既诱惑又要命，这是福泽不愿意预测的真相。福泽的伟大和浅薄纠缠在这样一个悖论中，他发现了中国这个良铒，但是按他所谓“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的演绎，他却不愿意相信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品。福泽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或许他就根本没怎么想，德国宰相俾斯麦告诉日本人：“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是好学生才能听见的老师嘱咐，所以，福泽的聪明自然是狡猾，他说：“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憎恶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这样的话是日本人的变态吗，这样讲不公平，清朝不也是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快乐地压迫多数民族，对外摆出宗主国架子的国家吗？只有儒生才是变态的：汉人一直被贬为劣等人，但只要儒学被采纳为压迫者学说，于是一切危机变成了幸福梦幻，儒生的尊王攘夷（与日本的尊王攘夷还有本质不同），只是奴性十足地看到清王先于欧美夷王，并不管什么叫“强大”的正当性——这一事实证明儒学的破产并不始于鸦片战争，而是元与清。如果日本能尽快灭掉中国，儒学不过是再做一次汉奸文化，中国汉奸如此之多，其根本原因就是儒学的不分是非的皇民化。（我这样讲，十分担心把我们的大师们气晕，所以，我必须解释：这是儒学实践的错误，与儒学成为官学有关，或许与孔子无关，并且我坚持认为儒学一定是优秀之学，但它缺乏自为的独立的政治品格，如果它不与权力为伴，作为文化工具，未尝不具有它伟大的用处）日本人对中国的上瘾始自福泽的引导。 1.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福泽说：“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心国事；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的时保持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所以福泽的御外侮之策就是解放人民。 2.国权与民权的冲突是必然的，福泽面对此一难题，持十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主张“内安外竞”，因为日本与列强争锋必须采取武先文后的策略，继而福泽主张官民调和，富国强兵为当务之急。这就是对日本两种文明冲突（国家争霸、人民独立）的积极出谋划策，这当然也是非常成熟的思考。 3.脱离亚洲（脱亚论），国权扩张，瓜分中国（具体对象就是台湾和福建），福泽说：“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唯有兽力……我日本国应该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福泽是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最积极主张者，福泽敏感地认为，中国、朝鲜依循儒教，“依恋古风习习”，不出数年，这两个国家不就要亡国吗？与这样的恶邻为伴，经常成为西洋制造误解日本事端的根源，因此，同中国、朝鲜“打交道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不仅如此，他还要培养日本人对中国、朝鲜的侮蔑意识，日本的仇华就是他一手主导的。 4.统一国内政治与国外政治的关系，福泽说：“为使国内人心一致，制造对外事端，是政治家所惯用的策略，西洋各国皆不乏其例。” 5.福泽深刻地意识到世界竞争的残酷，他违背启蒙之初衷，在日本的关键时期鼓吹适度愚民，主张输出移民、妓女，开拓殖民地，几乎一切功利化的手段，他都赞成。 6.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野明暗之战”，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福泽成为日本愤青的代表，他在《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只有活到今天才能看到这种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是不幸的，我真想叫他们也看看这种胜利；每当想起这点来都要使我落泪。”这个老愤青就是当今中日关系的最大恶化者，甲午一战，福泽召开庆祝会，举杯祝贺，气焰万丈，这一年1月至海战之后的8月，这个老家伙发表了132篇文章。可是，当中国人凄惨地坠入深渊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只见得意忘形，而不听对方说的真理呢：“痛苦是幸福的种子”。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下面这首由福泽的教员创作的歌曲比千曲川还要“好听”：文明与野蛮如同雪与碳，实无长久融合之希望，迟早要下一场血雨，雨后天空才能晴朗，正当如此思虑之时，惩罚野蛮的时机到来，文明军队所向无敌，旄头直指陆地大海，在文明军的旗帜下，前来投靠者均得厚爱。这是福泽领导的应庆义塾师生们游行庆祝旅顺陷落唱的歌。这是一首伟大的歌曲，因为，只有听懂了这首歌曲，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更伟大的。福泽无法预测第二次中日战争，他幻想的良饵确实是致命的毒品，侵略的上瘾却促成了一个伟大共和国的诞生，这意味着，无论如何福泽的亚洲战略彻底破产了，日本将面临它最痛苦的调整：它必须面对一个并非真正意义的强国，但它很强大，而且还要更强大，日本人确实很为难，他们只学会了畏服真正的强者，或者恃强凌弱，他们无法适应一个无法击倒但又是半启蒙状态的巨人。就中国人而言，尴尬是同样的，没有彻底的胜利，对方也没有真正认输。中国的愤青恨不得炸沉日本岛国，而日本的愤青仍然没有从福泽的侮蔑传统中醒过来。日本国内权威调查显示，日本超过半数的国民对中国没有好感，国内也有相关机构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是超过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普通百姓表示对日憎恶。这种状态还有可能因为必然的争议而爆炸，东海权益、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没有一个不是棘手的。福泽这个老东西，他知道吗，他为两国人民种下的仇恨多么可怕啊。5．我家长江初发源 [周三，2月27日] 东坡老乡一句“我家长江”，正是我回神一望的地方，的的确是自然贴意啊，谁还能随便这么弄一句就传千古？这就是真正的天才诗人，山川孕育之灵。“我家长江初发源”是我国现时处境的妙喻——与1853年比，小平的主动开国（1979年）整整晚了126年，我们曾经以半文明状态战胜了近代化完结的文明日本，我们千辛万苦到达的境地也不过是近代化完成+有限现代化+半启蒙，而日本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新文明仅仅处于发源……日本漫画，据说“这张是邓小平，日本人似乎很崇拜他”不懂日文，只看见“改革开放”“大胆”“自信”“冒险”之类的字眼福泽的光芒已在扶桑渐渐暗淡，神州之河还是千蜒万绕，甚于千曲川，看来中国人不喜欢思想的畅快已是天性，谁也不能改变这种民族基因，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耐心蓄势，厚积薄发——呵，这后一句还是东坡老乡的发明。我这样说，是意识到福泽的神话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我们取得任何一种进展都需要苦难做垫，因此，尚未完成的另一半启蒙必须深刻地承受这个宿命：我们不仅需要理性解放，还需要继续依赖坚强的民性。这一点新儒家也意识到了，但他们看好的是中国人的奴性，他们歪曲地宣传日本人的民性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儒家楷模，美曰东亚儒学成功论。可是，这完全不合历史常识，且精神自慰太过变态，指出我们文明中的这一暗礁，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日本的成功是以否定儒教为前提的，日本的政治学说不需要儒学来解释。至于日本人民尊崇儒学的道德，也仅仅是众多异域文化的兼收并蓄，我们为什么不去计较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更多西方因素，还是更多中国因素呢？日本也一直存在儒学是是非非的争论，但儒学被资本主义算计了，它既然可以侍奉任何皇帝，也会向任何征服者暗送秋波，它可以比希腊的犬儒还“犬儒”，它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资本家的二奶或者政妓呢（参看电影《绝代宠妓》，不错），但它仅仅是被巧妙地容忍在文化层次上，它不具有政治决策意义。这就是所谓“东亚儒学”成功的本质。一个能够接受完全启蒙的民族，儒学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半启蒙国家，儒教复辟念念不忘侵蚀尚未完成的理性解放空间，其无孔不入近似超女之商业秀，它还要发挥政治决策功能吗？这太悲哀了，中国否定皇权之前的一百多年是儒教最有地位、最发达的黄金时代，以中原儒教本土为圆心来看看中国的民性，真有意思啊：北方大概也有100多年没有大规模造反运动了，仅有的义和团还是慈禧的御用，中国的近代革命都来自南方，坦然洞开国门在最南边，伟大的长征更有意思，毛泽东用了好多词来表述它的意义，西方人也充满敬佩，但是长征的本质却是，人民自由本能精神的搬运，其结果是用南方的造反思想去武装伟大的北方人，所向披靡，摧枯拉朽——这就是伟大的民性。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它的伟大不逊于长江，但它也是皇民化最严重的地域，这就使得长江成为孕育我们现代文明的主脉，我们稍为用“正统”的地理尺子量一下，还看不出儒教影响之大小和效果区别吗。我的文学老师也从小说里窥见了这个秘密,他说封建时代的杨白老窝囊得要喝卤水，《秋收》的多多头只会想摸女人的大腿一把，你能想像他会上吊吗？他的意思也是从“教化”来看中国的民性。当然，这是完全可以反驳的，是中文系老师的胡说八道，我现在也不学文学了，我支持儒学大师告他诽谤，哈，当个笑话吧。但我对儿子绝不会用这种调侃方式来阐释重大主题，当他要出国的时候，我带他到三峡上游的大桥上去感受分别之情，我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有多少人物从这里走出夔门吗？”这并不是一条儒化之路，当你感受长江的气势，你不可能不感慨：在我们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打开我们国门的人16岁就从这里出去了，比起福泽来，那又矮又小的人悲壮无比，因为他的民族快要死亡了；还有一位军人不要将军的称号和优厚待遇，要从这里出去寻找什么理想，人家大学教授还不理他，这个人成为中国军队忠诚和意志品格的象征；另一位低阶军人，只有一只眼睛，从这里出去成为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缔造者；同样是军人，还有一位从这里出去以仁善之心征服了日本人民，而且，我最喜欢他的角色——伟大的人道主义形象+领导恐怖的核弹工业，要是如此使中国与他国之争引起人类毁灭或者正因为如此恐怖并未发生、和平共处到将来，我们也不得不记他的大功，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很难想像这是伟大儒学能造化出来的境界）；唯一没有经过长征的元帅，顺着这“千古踏风流、大江赴东去”的路线，也很酷啊，他的诗写得不算好，无法入流“我家长江”的天才行列，但他的情怀不无风流，他领导的南方恐怖分子坚韧如火后野草……将军与日本孤儿将军的事业这些只是文明启蒙的涓涓溪流，当长江进入开朗之域的时候，民族精英的孕育之地更加宽广，岂能以岷川之发源而度之。我还要指出一点，如果没有儒化的罪孽，母亲河黄河还要比长江伟大。福泽先生局限于岛国地理，他无法想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之流，他低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长江之歌在与日本人的纠缠中，北方人民赢得了日本人的至高尊重，在北碚到青木关的途中，有一座陵园，我和儿子每次路过都会侧目而望，我那小子竟然知道这就是北方军人、二次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军队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墓（我一直生活在缙云山脉之侧，长到30岁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位将军是日本人敬神般抬着的；同样的，西部人民和军队（尤其是川军）艰苦卓绝地承担伟大民族的最后生存希望，也赢得了同盟国人民的尊敬；当然，我们更应该为战后至今南方的经济发达而自豪。我觉得这种北方的粗犷壮烈、西部的坚韧奉献和南方的自信自由都是我们的优秀民性，唯独我们找不到儒教在这些民性中的合理解释。这也正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大禹、墨子、尺间眉等等古老故事的缘由吧，鲁迅先生去世太早了，要是经历过抗战，他就不必思念古人。张自忠将军之阳刚还值得以法学院的方式加以敬仰，因为他还是牺牲得最壮烈的法科学生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另外一半启蒙，我认为应当在政治上坚决反儒教并坚定民主主义，反儒教就是解放自然民性，坚定民主是创造理性社会，一个拥有自然民性的、理性的民族就是伟大的民族。这就是我阅读《福泽谕吉》的读后感。这本小书都被我翻烂了。推荐鹿野政直：《福泽谕吉》，卞崇道译，三联出版社198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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