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

也许但是可能理性和科学我们开始认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xmvi.html?tj=1理查德.沃林的新书《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从一个独特的观察开始：“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定，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智现象（它的确有反智的一面，引者按），只能吸引犯罪和恶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当年欧洲大陆有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列车。”（《法西斯的魅惑》）这个观察让人感到惊悚，却是一个事实，它印证了电影《浪潮》的主题：法西斯主义的鼓噪者绝非只是大街上流浪的没文化、无知识的地痞无赖。恰恰相反，极权主义的恐怖故事也可能发生在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对于很多知识人而言，纳粹意识形态也是极为迷人的！电影中的大学生们仅仅一个星期时间就从温文尔雅的年轻学子变成了凶神恶煞的纳粹狂徒。这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极权主义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中间存在必然联系吗？被誉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原来是一个极容易迷失的群体吗？这是一个二战后自由主义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严肃问题。20世纪80年代，二战时期德国学术界与纳粹勾结的事实被大量曝光，震惊学界。大量事实表明，二战前后德国知识分子和纳粹的“合作”（包括思想观念上的）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以至于1998年德国历史学会年会期间，与会者大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诸多前辈“当年曾致力于正当化纳粹种族灭绝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理查德.沃林《法西斯的魅惑》）这个事实迫使我们承认：即使是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对极权主义也没有免疫力、甚至更不具有免疫力。面对知识分子拥抱纳粹、与纳粹狼狈为奸、为法西斯主义鼓与呼的惊心怵目现象，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惊讶：怎么可能这样？接着而来的第二反应则是愤怒：怎么可以这样？！但窃以为最重要的还不是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谴责——无耻文人、无行文痞、人渣！而是在学理上、特别是从知识论角度深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纳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即所谓“魅惑”）到底在哪里？除了道德卑下、心理变态、投机钻营、向上爬、迷恋权位、恐惧懦弱等原因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吗？里拉的《鲁莽的心灵——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通过对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耶科夫、福柯、德里达等著名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其中大部分也是沃林《法西斯的魅惑》考察的对象），分析了知识分子亲纳粹言行的根源。作者特别告诫读者：“今天，当我们与阅读他们的著作并努力理解其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克服内心的厌恶之情，直面亲暴政的心灵中涌动的更深层的内在力量，进而直面我们自己的心灵。”因此，今天我们解读这些书籍，一方面是要努力理解（而不仅仅是谴责）历史上的那些亲暴政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清理：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这样的优秀思考者走火入魔的纳粹思想，难道对我们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吗？通过对海德格尔、施密特、福柯、德里达等的亲极权主义思想的考察，里拉找到的一个回答是：20世纪那些捕获了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只是赤裸裸的野蛮言行，而是“投合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负和不加掩饰的野心，但也阴险狡诈地投合了正义感和对专制的仇恨。”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他们的正义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传统和心灵特质，但同时也是需要得到理性反思的，否则就会成为“鲁莽的”或“不负责任的”（reckless一词有“鲁莽”和“不负责任”双重意思）。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伽达默尔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合作的行为？沃林引用哲学家沃尔特斯的观点，把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纳粹分子，投机分子，独立人士。有人认为伽达默尔是投机分子。但作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从许多案例看，三个类别之间的界限其实相当模糊，这些人的行为既有可能出于投机，也有可能由衷而发。”（《法西斯的魅惑》）哲学观与政治立场常常相互纠缠。一个学者坚持纳粹立场常常并不是纯粹出于投机，也可能发自内心或出于其哲学思考内部的一些原因。有不少亲纳粹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赞成纳粹的具体政策，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法把学术民族主义化。德国思想家尤其如此。伽达默尔就把德国哲学对法国哲学的胜利当成德国对法国的政治上的胜利，把“法国形而上学的破产”当成法国的破产。沃林认为：“伽达默尔从来不是纳粹狂热分子；但却发自内心一个地道的民族保守主义者，认为纳粹暴政已经实现了传统德国右派的目标。”所以，希特勒政权的胜利和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它又深刻地牵连到近代德国的反西方、反现代性）有紧密的相关性。比如，伽达默尔具有明显亲法西斯倾向的《赫尔德思想中的民族和历史》虽非“纳粹宣传品”，但其体现的“特属德国道路”心态，仍然与纳粹主义存在深度勾连。从学理角度剖析一个哲学家思想内部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契合点，比揪住其人品问题（比如是否投机）更加重要。就像德国《时代》周刊记者格罗斯纳读了伽达默尔充满纳粹色彩的《赫尔德思想中的民族和历史》后说的：“问题不在于（伽达默尔）个人的诚信，这方面我并不质疑（尽管伽达默尔的诚信实际上有问题的。陶东风）。然而我们要追问，海德格尔模式的哲学即‘哲学的诠释学’，与制造出纳粹这种极权体制的社会情境，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系统关系。”（《法西斯的魅惑》）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学理层面探讨知识分子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关系，解释法西斯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纠葛，或者前者对后者的精神或思想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也意味着不去纠缠一个学者是否在组织上是纳粹党成员。换言之，这是一种思想清理而不是组织鉴定。沃林认为，不能持狭隘的“纳粹分子”标准来判断知识分子是不是“参与”了法西斯主义（似乎只有成为纳粹党员才是“参与”）。沃林认为这种“组织鉴定”其实是一种“脱罪策略”，一种“障眼法”——其习惯表述法是：“XX又不是纳粹分子！”。沃林认为，如果持这种标准，你甚至会发现整个德国居然找不到一个“地道的纳粹分子”。也就是说，辨析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思想上的亲法西斯主义倾向，标准应该放宽而不是搞得很严，特别应该从思维方法而不是组织关系（是否加入纳粹党）来理解和分析知识分子和纳粹的精神联系。这样，有纳粹倾向的学者数量就会大量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沃林指出，纳粹意识形态有多元化的构成，比如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唯意志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再比如对现代性之平庸无奇的不满，对普遍主义的怀疑，对理性和科学的不满，怀旧与渴望传统权威，失序时期对强人政治的渴望，后信仰时代对世俗宗教（极权主义就是一种世俗宗教，它承诺在世俗社会实现“天国”理想）的迷恋，等等。这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和其他意识形态无关，它由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倾向组成。一个人如果沉浸在这些思想之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而不是全部），就会慢慢接近极权主义，直至拥抱极权主义。虽然伽达默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纳粹的一些极端言行，比如疯狂的屠犹计划，但仍然可能在别的方面与法西斯主义存在“共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或德意志文化优越论，因为这是德国思想家一种非常普遍的流行思想，许多学者政治立场殊异但都通过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而共同走向了纳粹主义，因为纳粹极权主义政治的基础之一，就是德国文化优越论。在捍卫德国的思想文化霸权与捍卫德国的政治霸权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以狭隘的意识形态观念，来解释纳粹独裁政权的成功。”（《法西斯的魅惑》）如果只有赤裸裸的、没有经过形而上学粉饰包装的暴力崇拜和反犹主义，很难想象纳粹能够获得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拥护。纳粹自己也知道这点。所以纳粹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更注重吸纳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但是其学说却有利于纳粹、带有极权主义因子的学者，这样，“特别是对学术界人士而言，‘投效’纳粹的门槛始终不会太高。纳粹政权很早就明白，他们如果只肯接纳旗帜鲜明的纳粹分子，将无异于自掘坟墓。”（《法西斯的魅惑》）更何况在纳粹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想潮流之间还存在大量“灰色区域”，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尤其显著，因为“传统、保守、重视民族、倾向民族主义、乐见‘德意志的勃兴’的立场，与旗帜鲜明的纳粹主义立场，两者之间的界限始终变动不居。”（《法西斯的魅惑》）因此，成为一个精神和思想上的亲法西斯主义者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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