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缺虚君
来源：法海帆影 作者：法海帆影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1911年，宣统三年的那一天，清政府急火火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部昙花一现的宪法性文件，也没有关注的理由——不到一个月，故宫的那对孤儿寡母就被袁大头出卖，这部没能救火的宪法也就成了末代王朝的随葬品，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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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宣统三年的那一天，清政府急火火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部昙花一现的宪法性文件，也没有关注的理由——不到一个月，故宫的那对孤儿寡母就被袁大头出卖，这部没能救火的宪法也就成了末代王朝的随葬品，永久封尘于旧体制的残垣断壁之下。然而，《十九信条》却是中国立宪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它第一次宣布：“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它的失败是中国的悲哀，甚或暗示了此后立宪屡次失败的根源。在政权强大的时候，是不需要因而通常也不会施行宪政的；只有在政权受到削弱之后，才是施行宪政的最佳实际。可惜的是，一个习惯于强政府的人民却不会容忍弱政府的存在。 就在此三年之前，满清刚通过了一部很牛逼的《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所昭示的却是抵制宪政的内在决心。这部宪法把重要的实际权力都給了皇上，而实权君主从来是宪政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其实，这部宪法根本没必要照日本《明治宪法》搬过来，钦定宪法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传统中国皇帝。立宪形式是我们抄日本，但实质是他们抄我们——他们说是抄普鲁士，但是大秦一统天下的时候，普鲁士在哪里？满清真可怜，兵分几路派诸大臣留洋考察，想不到兜个大圈子回来，只是捣鼓出一部充分体现君权至上“中国特色”的宪法，加上些学不会的议会政治皮毛。假如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不是《钦定宪法大纲》，而是《十九信条》，中国历史将从此改写，兴许会避免此后发生的许多革命、战争与流血，而满清皇族也可以如其所愿“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但是在一个权力高度失衡的集权制下，统治者是不会如此明智的。既有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在手，何必通过一纸宪法自废武功？即便最高统治者足够开明，他周围的皇族既得利益也不会答应。只有一次次内政外交失败不断削弱统治集团的威信和正当性，直至人心失尽、四面楚歌，不得不像1215年被英国贵族打败的约翰王那样委屈求和。然而，中国人是不会像英国贵族那样和他坐下来签订《大宪章》的，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成王败寇这套丛林逻辑。历朝历代，中国皇帝从来是有实权、干实事；哪天失去了实权，那么他也就失去了维持地位的实力。 中国从来不缺明君、昏君或暴君，我们缺的是真正的虚君。明君、昏君、暴君看似天壤之别，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实权。没有实权，就做不了事，无论好事坏事，也就无所谓明君、昏君、暴君之别。今天有谁歌颂伊丽莎白女王“英明”吗？老太太就重大国事活动出来露个脸，无从谈起。当然，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一向有君相之分，明君一般不会大权独揽、什么都管，但什么都不管也是万万不行的。 中国人特别实在，而这种实在首先体现为君主的实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我们花这么多钱供着这么一位皇上，天天三宫六院，顿顿满汉全席，还得三跪九叩陪笑脸，最后这老儿竟然不干实事儿，你说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因此，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到崇祯光绪，历朝历代的明君都是克勤克勉、事必躬亲的“劳模”。能否行实权、干实事是评判一个君主的首要标准。如果一个皇帝天天上朝听政、夜夜批阅奏章，那么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好皇帝。如果他只知游山玩水、不理朝政，那么他必然是一个挥霍国库的失职昏君。这个逻辑没错，要不要供个皇帝也确实需要算账，但是这账只算对了一半。我们光惦记着让皇上干实事，却不管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权倒是能干事，但是弄不好，很可能干坏事而非好事；权力越大，干坏事的可能性越高，因为皇上也是人，也有私心。如果皇上什么权都有，那就表明你根本约束不住他；你说多了，他还能把你抓起来杀头。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会发生变化。无能即无辜，一旦赋予它能力即可能造成伤害。什么叫养虎为患呢？幼儿讨人喜欢，长大了就淘气；猫娇小可爱，虎可是要吃人的。我们光知道老虎有力气、能“办事”，但是能不知道它也会吃人吗？ 你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日本天皇，总会觉得他们特别慈祥。为什么慈祥？原因只有一个：没有实权。没有实权，所以只能慈祥。中国皇帝个个看上去都有威仪，就是因为有实权，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实权，故有威仪。有威仪，就不慈祥了；慈祥也是装的，专门做給你看的。你以为他慈祥，是你没看到他厉害的一面；他笑容一收，一个巴掌就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慈祥吗？但中国人偏偏喜爱实权皇帝。有实权好不好？有实权，才能做实事、做好事。但是他既然有能力为你做一件好事，就有能力做十件比那件好事严重十倍的坏事。这就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个世界上但凡有肉身的，都是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你把权力給了他，这个权力究竟更可能为你所用还是为他自己所用？这个问题不能不想清楚。从每次权力交接都打破头的现象看，你应该知道，这种激烈的争斗不是为了获得为你服务的机会，一个弱势政权对国民的威胁更小。事实上，一旦最高权力变成象征性的虚君，也就没有谁会为这么一个不能满足野心的职位争得死去活来，王位继承马上变得和平顺利了，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反之，只要最高统治者仍然掌握着实权，这个国家就不会太平。立宪就是要让宪法说了算，但现在一人大权在握，而宪法连他都搞不定，立宪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十九信条》，从《钦定宪法大纲》一直到现行宪法，一会儿袁大头，一会儿孙大炮，一会儿曹贿选……到头来统统都是竹篮打水。原因即在于我们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虚君是宪政的起点。君主要立宪，就必须准备做一个虚君，否则立宪就是一出骗人的假戏。一个至高无上的实权不论握在谁的手里，都是宪政的致命障碍。皇帝有雄心大志的，他本人就是宪政的障碍；皇帝碌碌无为，甘做傀儡的，则很容易被人利用，“拉虎皮、扯大旗”。日本1920年代就是如此，大正天皇不敏，被军国主义绑架，葬送了脆弱的日本议会民主。 对于中国而言，《十九信条》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句话到今天仍不为过，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哪部宪法规定过一个“虚君”，政治实践更不用说了。《十九信条》就做了这件事，皇帝第一次成了虚君。这里没有袁世凯、孙中山，更没有蒋介石、毛泽东……《十九信条》的皇帝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国家主席，一个荣誉职位。他颁布法律、任命总理，但所有这一切都得按议会决定照办。议会通过的法律，他必须签署；议会没通过的法律，他当然更无权自行颁布。《十九信条》没有来得及规定公民权利，但它本来可以是中国的《大宪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走上了英国的君主立宪之路，《权利法案》自然也就不远了。舍此无正路，只能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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