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台 时间：2016-12-06 09:07:00作者：谢志强新闻来源：正义网 回归前,澳葡当局的腐败是相当严重的,甚至澳督也没能幸免。1989年,澳门发生了“传真门”丑闻。时任总督文礼治收受德国魏德普兰公司35万美元的贿赂,但却未能为对方争取到澳门新机场的工程。德国公司恼羞成怒,发传真要求文礼治退回贿赂款。这一事件被葡国《独立周刊》报道后,引起葡萄牙全国震动。事件最终以文礼治辞职并被葡国检察院起诉告终,同时也催生了澳门第一个专责反贪机构——“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的成立。 反贪公署成立初期,为了让澳葡当局尽快从“腐败”的泥潭中挽回形象,集中力量办理了一批案件:1992年当年就受理案件169件,办结75件。1993年,成功侦破一起财政司人员利用职权盗用1500万澳门元的要案,1995年,首次有公务员因贪污问题被判处8年监禁。 不过,从回归前澳葡当局的反腐情况来看,大多可归于“遏制性”的反腐,在制度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比如1987年就已经通过《贿赂处分制度》,但却直到1992年才组建一个专门机构来执行这部法律。虽然立法会议员一直呼吁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澳门当局却一直拖到临近回归的1998年,才匆匆推出一部预防贪腐性质的法律《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俗称“阳光法”),此外几乎别无建树。 澳门回归后,成立了廉政公署。2006年特区爆出运输工务司原司长欧文龙巨额贪腐案,制度的完善问题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欧文龙夫妇在港澳和海外操控的资产总额超过8.5亿澳门元,而事后查阅两人的财产申报却只有700万,差额极为巨大。为什么“阳光法”不阳光?澳门特区进入了惩防并举的反腐时代。 从笔者的观察看,澳门的“制度性”防腐措施,除了特有的权力制衡,比如立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等因素以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法律建设。比如先后于2003年、2013年修改完善的《财产性利益申报法律制度》,扩大了申报的主体,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行政会成员、公共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主管、公营企业的负责人等,甚至定期或临时委任的公务员等,也都纳入了申报的范围。公众可以通过终审法院网站查看申报的主要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2011年还通过了第22/2009号法律《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离任的限制规定》。依照该法规定,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于终止职务之日起计1年内,不得从事任何私人业务。并且,这一期限届满后,离任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如果分别在2年、1年内想从事私人业务,还必须经在任行政长官的批准。这就是澳门社会俗称的“过冷河”制度。它有效地防止了离任高官利用原来担任的职务影响力谋取个人私利,在“防腐”方面意义重大。 第二个层面是查漏补缺。澳门廉政公署不是一个单纯的侦查机关,在完善制度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廉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如果发现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或者有关公共实体,甚至私营部门的制度规章存在漏洞,有义务发出“劝喻”或“建议”,要求修改。这些劝喻通常会在网上公布,鼻子灵敏的媒体一经发现,便会连续几天在电视、报纸、电台、网络深度报道,一些议员闻讯也会在立法会提出质询,向政府施压。因此,虽然劝喻和调查报告等是没有强制力的“软监督”,但实际效果并不比有强制力的命令差到哪儿去。 第三个层面是阳光行政。欧文龙案之后,澳门特区政府痛定思痛,把“阳光政府,科学决策”作为施政的理念。澳门是个社团社会,质询组织和质询机关多如牛毛。特区政府在推出重大决策之前,一般要制订质询文本,公开质询社会的意见。政府在施政中,大到一个工程的批给,小到一个公务职位的任命,都要详细说明理由,在政府的公报上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此外,特区政府还严格实行“程序控制”的导向。很多在澳门办过事的人都会抱怨特区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连补办一个普通身份证都要耗费大半个月。这是因为澳门的行政程序规定得有些繁琐,完成一个行政程序必须经过层层把关,时限一般都比较长。尽管有效率偏低等种种问题,但在防止腐败的发生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个层面是廉洁教育。廉政公署开展廉洁宣传、廉洁教育方面的举措非常灵活,除了针对公务人员、中小学开办廉洁教育讲座这一传统形式外,还有“诚信教育计划”“廉洁周”等活动。廉署专门为中小学设计并出版了一套名为《诚实与廉洁》的教材。在社区里,廉政公署还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举办形式不同的“廉洁乐园”活动。廉政公署的标准性卡通形象“威廉熊”,是澳门社会家喻户晓的形象,尤其深得孩子们的喜欢。 可以说,澳门特区成立17年来,通过持续地制度性建设,已经奠定了打防并举的格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性防腐体系。可以肯定的是,回归前遍地腐败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系澳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正处级检察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