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士人之厄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一代士人之厄（一） 2007年暑假，发愿编辑《杨小凯纪念文集》。文献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时，我就琢磨着与相关的学者联系版权事宜，期间，联系到杨小凯先生的妹妹。杨先生的妹妹，在对我表示礼貌性感谢的同时，看得出来，对我进一步研究小凯，不大放心。笔者编辑的这本小凯纪念文集，机缘巧合，曾交给北京的一家出版机构，寒来暑往，再也提不起任何的兴趣。有一天，在春华书城见到《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恍惚之间，还以为这是自己编辑的那本呢？当即，把这本买回来，对照笔者编辑的那本电子版本，无论纪念文章的选择，还是目录分类，笔者的那本，具有自身的风格，这样一来，也就宽心了。《杨小凯纪念文集》编辑过程，其实就是笔者自学经济学的一种方式。天底下还有这么别出心裁的学习路径，难免会让那些学院派的教授觉得奇怪。说起来话长，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总算是，功夫不负苦心人，适合自学的方法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绘制学术地图。因为欠缺高等数学的基础，自然与理科和工科绝缘，这是一生的憾事。为了给自己留下的遗憾更少一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人文地理学，这些广阔的学科，表面上看来，千差万别，壁垒森然。其实，在那些专家看来是这么回事，而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愿意寻找相通的地方，这些兴趣，成长为一种精神滋养。因为信奉“杂食主义”，追本溯源，客观上没有任何专业训练，主观上抛开学术分科的束缚，走上一条“杂食主义”的路径。“杂食主义”的知识产权，是郑也夫先生的。既然人类在物质上的“食谱”，是非常宽广的，那么，与此相匹配，人类在精神领域的“食谱”，自然也是宽广的。如果要给“杂食主义者”，起个学名，笔者以为，“博物学者”既传神，也贴切。民国学府，曾经奉行的“通才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杂食主义”，所以，从学习安排上，学分制、选修课，都为博物学者的产生，提供着一种平台。1949年之后，高等学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院系调整，专科学院的大量出现，都在专业教育方面，下足了功夫。成为专业分工的奴隶，培养大量的“专家”。这也正是第四代学者，何以视野狭小，心胸狭隘？第五代学者，因为多数是“知青”学者，很早就离开了学府，而被迫来到广阔天地，由于搜寻图书的不易，也只能见到什么看什么，这也就是那个时代，留下大量手抄本的原因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朱孝远先生，属于第四代学者，但是，对于第四代学者不大满意。笔者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曾经就学术地图，向先生讨教。朱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至今不忘。朱先生说：“第四代学者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够专业。什么都懂得一些，但都不深刻。”朱孝远先生，固然具有自知之明，但是，在我看来，相对于第四代学者而言，什么都懂得一些，这又是第五代学者的优点。试想，如果第五代学者，没有到广阔天地的农村，接受锻炼，而是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受全能体制的理念，就会更加坚定，那么，走出那个时代的积极性，恐怕不会这么坚定。从心里面，还是特别喜欢受到专业学术束缚的，但是，不耐寂寞，从不在任何学科上停留很长时间，即使停留很长时间，依然也没有多大长进。原来，特别信奉“开卷有益”，觉得无论哪方面的书，多看一本是一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多益善”的理念，而在做“减法”。遇到一门新学科，笔者在自学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效率，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还要把那些“伪学者”，从场子里面清除出去。就本人的体会，一门学科的政治性越强，那么，这门学科里面的“伪学者”越多。劣质学者，相对容易剔除。而“伪学者”，往往占据着一门学科很高的地势，担任这门学科的会长或者副会长，掌握着不少学术资源，有着较强的伪装。这就让人为难了，一眼望去，“德高望重”的先生，居然是伪学者，无论如何，不大容易接受这个现实。鉴别“伪学者”，需要“谢志浩法则”和“江晓原定理”。“谢志浩法则”告诉大家：是否伪学者，无需阅读这位学者的所有著作，如果遇到的是真学者，那是万幸；如果遇到伪学者，阅读那么多文献，早就中毒了，至少，把脑筋搞糊涂了，实在是得不偿失。怎么办？只需看那位学者10篇论文的题目，大体可以断定，这位学者是否“伪学者”。下面是6篇论文题目，出自同一作者，请看题目：（1）《“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法学家》2001年第6期；（2）《坚持“三个代表”，深化学习宪法》，《新视野》2002年第2期；（3）《开天辟地明确方向——1954年宪法的特点》，《法制日报》2002年12月5日；（4）《中国共产党指引宪法与时俱进》（笔谈），《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5）《党的领导是宪法生命力的源泉》，《法学家》2003年第5期；（6）《认真贯彻实施宪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十六大报告贯彻十六大精神）》，《人民日报》2003年2月27日第9版。您猜猜，作者是哪位宪法学者？也许，您就猜着了。“江晓原定理”，告诉读者，有些题目，不管谁写，都不要读，有些人，不管写什么文章，都不要读。（二）不免存疑：怎么那些大家，自由出入学术边界；而学友们怎么就愿意受到学术藩篱的束缚呢？自己最初绘制学术地图的时候，其实就是搞一张联络图，因为杂七杂八读过一些书，想当然的认定自己读过的著作，怎么也有经典著作，写书的人，怎么也有经典学人。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剔除那些“伪学者”和“伪著作”。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不经意间，养成了喜爱纪念文集的习惯，其实，也是为了体会作者的心境和人格。秀才人才纸半张，一生的波涛和操守，竟然只能被安排在一部纪念文集？细心想来，能够有纪念文集和传记的学者，也算够得上死后哀荣，好多先生，是享受不到的。学者去世之后，能够出纪念文集，也是殊胜因缘，老先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应该具有相当的地位，弟子在学术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能量，这些都是必需的。当然，还有一条潜规则，老先生，还不能属于敏感人物。只去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学者，不要以为，有纪念文集，才能够被晚辈记得，没有纪念文集，先生们，依然活在弟子的心中。“活在心中”，怎么也比“活在纸上”，来得体贴和真切。只是，那些不能“活在纸上”的学者，待嫡传弟子也离开人世，不免变得更加寂寞，只不过，已经来到天堂的老辈，既不必计较官职品级，也无需惦念死后，自己是否被更多晚辈纪念？因为，伤感的是晚辈。作为晚辈，既需要激发，也需要传递，激发的是理性，传递的是温暖。老辈的纪念文集，透过纸上云烟，多少能够透露一些老先生的人生路径、学术理念、逸闻趣事、学术师承、心路历程、道德操守，无形之中，老辈复杂的心境，触动着笔者的心弦。我就爱看这些，甚至于形成癖好。印象中，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普遍宽广，学术趣味普遍浓厚，逸闻趣事特别传神有味。院系调整以前毕业的，学问上还是有些根基的。院系调整以后上大学的，老师似乎还是那些老师，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依然一拨一拨的求学的青年，但是，由于怪异的政治全能主义，大学的气氛，迥然不同。1949年之后出产的学者，往往受到学科的束缚，给我的感觉，他们的学问比较干瘪，没有趣味。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真正出活的，还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因为他们受到完整的民国教育。谢韬和李慎之，晚年具有很深刻的思考，成为“两头真”的老干部，自然有对一生的“反刍”，但是，不应忽略两位早年在教会大学曾受到良好的教育。茅于轼1950年毕业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李泽厚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三位已经80高龄，属于典型的80后，相对于1957年入大学的，算得上比较幸运。清华大学的潘光旦先生，向来主张：大学教育，不外乎两项任务，“做士”与“做事”相结合。院系调整、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大本营都是在高等学府，一上大学就赶上教授“脱裤子”、“洗澡”，如此强烈的人生刺激，强烈地动摇着“师道尊严”。武汉大学的李国平先生，回首平生，感怀不已。洗澡运动中，学生们称呼自己为李先生；反右运动中，学生称呼自己为李国平；到了文化大革命，学生直接动手打自己的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写入红色文学史，固然，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是，这批年轻人，已经将纯正的学术理念，替换成学术迎合政治。这样的人才越多，对学术的败坏，就越严重，那是不言而喻的。在怪异的“反学术”空气中，大批的种子选手，不仅丧失学术的基本追求，更可怕的是丧失了理性的清明，最不能忍受的是，待人接物，会突破底线。被激发的是盲从，被传递的是寒冷。盲从导致愚昧，寒冷产生仇恨。（三）担当道义，成为很艰难的事情。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让人觉得可怕了。陈寅恪、梁漱溟、顾准、王元化、谢韬，令人崇敬，感人肺腑，就在于，历经艰难困苦，依然担当道义。他们是殉道者。第五代学者的成长，得益于第四代学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第五代要建立纯正的学术理念，就要抛弃第四代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旨趣，邓正来称为“弑父”。喜欢观察中国学者的脸颊，烙刻着时代的沧桑。大陆第五代学者，普遍灰头土脸，因为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时期；面对学术晚辈，是否具有爱心、是否专横，这些情结，其实流淌在心中，洋溢在脸上。大陆学术界，第五代学者掌握着极大的学术权力。蔓延的学术腐败、骤降的教育水准与掌握学术权力的第五代学者有着很大的互动。这些第五代学术强人，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良风美俗是怎么沦丧的，尽管最初是受害者，但是，内心植种的鄙俗和蛮横，甚至毫不掩饰的洋溢在脸上。最可怕的，在怪异的学术生态圈中，如鱼得水，得其所哉！今天，正好是教师节，享受着学友祝福短信的同时，理应进行深切的反省。反省是否具有理性的清明，是否胸怀博爱，否则，何以激发，何以温暖？大家都埋怨，现在社会空气很浮躁。第五代学者，更多的应该是反省，而不是怨天尤人。为什么不好好想想：自己是否具有定力，恶浊空气的形成，自己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如果有定力，至少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力所能及，净化污浊的空气。国家机会主义不仅已经制度化，而且像幽灵一样，缠绕在第五代学者的心中，内化成一种风俗习惯。我觉得，这正是小凯难以安息的地方。笔者不自量力，编辑《杨小凯纪念文集》，就是希望能够净化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生活中并不欠缺榜样，欠缺的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榜样。生活着这样的榜样，不仅观察榜样的生活，而且与榜样一起，互动共生，耳濡目染，自然，受益匪浅。任何学问，都应该是可以自学的，但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儒雅、宽和、高贵、平实、纯正的人，身边没有榜样，我觉得，那是困难的。因为编辑《杨小凯纪念文集》，照着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电子邮箱，就开始给茅于轼先生写信。我知道，老先生几乎成为一部高度运转的机器，每天接到电子邮件多达40封。我觉得编辑小凯的纪念文集，收入茅于轼先生《怀念杨小凯》、《悼念杨小凯》、《无尽的牵挂——纪念小凯去世三周年》三篇纪念文章，不打招呼，不尊重知识产权，但是，笔者这样卑微的人，即使打了招呼，恐怕也不会得到回应。一边给茅于轼先生写信，心里还在活动。这是2007年9月1日的事，没有想到，第二天，当我打开邮箱，便收到了老先生的邮件。老先生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往印度访问的时辰，不难想象，老先生家中的繁忙景象。但是，在邮件里面，老先生那么亲切、平实。另外一封邮件，也是茅先生发送过来的，大概老先生出门带手提电脑，猜想是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厅里面，给我发送的。乐于提携晚辈的茅先生，把我夸奖一番，我知道这是老先生的惯有的风格，但是，心里面充满着感动。思想不能传播到不思的人。道德的力量是可以传导的。有一个判断，学术的能量在于思想，学术的格局在于心胸，学术的传承在于蕴含其中的温暖，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同？老辈学者的风度，实在令人温暖！（二〇〇七年九月十日）

律师名博

> 律师 > 律师名博 >

一代士人之厄

频道精选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