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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基于警察执法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公共安全的考量，不能够轻易进行挑战，即便有不当行为，应当通过事后救济手段予以解决。但同时，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要求警察做出精确的判断确有强人所难之嫌，但警察执法带有暴力的因素，很容易导致执法对象遭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必须对执法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警察本身也经过专业训练，也应提出更高的注意义务。警察执法行为当与不当，过与不过，是否符合比例性和必要性原则，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话语：警察等执法机构更多倾向于宽松，以树立执法的权威和保障执法有效；但普通社会公众担心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更倾向于严格，提出更高的期望值，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从选择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有效的角度，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五名涉案警务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是适宜的，但从严格规范警察执法行为，更注重保护执法对象权益的角度，则似乎应该予以刑事惩戒。但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不起诉，前置性条件必须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只能从犯罪情节轻微的角度，阐明不起诉的理由，难以引入价值平衡和考量的问题。 不论如何，“雷洋案”不仅对雷洋是一个悲剧，对五名涉案警务人员也是悲剧，谁都不想发生谁也不愿意发生，愿逝者安息，执法者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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