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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斯当东的这次出访，改写了他的人生，也左右了后来中英关系发展的走向。成年后的小斯当东，于1800年来到了广州，先后任东印度公司的文书、大班及翻译，最后升任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在这期间，他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出版，成为欧洲完整翻译中国法律典籍的第一人。到了1816年，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政府又向大清帝国派出了一个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其目的在于重建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使团的副手即是已成为中国通的小斯当东爵士。这是中英两国政府的第二次正式接触，英国的国王依旧是乔治三世，中国的皇帝则已换成了乾隆的儿子嘉庆。不过，二十多年后的中国，依然没有开放的迹象，叩头仍然是双方都看重的“原则”问题。使团成员中虽有人认为叩不叩头要看从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但阿美士德勋爵等却坚决拒绝叩头，其结果是使团因此而遭到驱逐。在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有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的一封信，“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尊，故兹敕谕。”中国皇帝的自大与傲慢跃然纸上，而其盲目的自信也很让人无语。今天的我们知道这种种表现，其实正源于一种对世界的无知。
小斯当东于1817年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中英两国也开始了以“鸦片换茶”的贸易，因为“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外交官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失败了。毒品走私者却从后院进来了。”二十四年后，当林则徐的禁烟使英国商人遭受损失，迫使英国在是否开战的问题上做出决策时，已是下院议员的小斯当东爵士的演讲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尽管议员格莱斯顿谴责英国政府“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辅以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种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还是爆发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中国的皇帝则再也没有了天下共主、不可一世的威风。 在马戛尔尼及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失败后，英国人经常将其原因归罪于使臣的不肯叩头。其实根据佩雷菲特的考证，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在会见使团成员前即已拟就，也就是说有没有叩头风波，结局都是一样的，这与叩头与否无关，而与中国皇帝及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有关，“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 今天，当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事贸易时，一个富强而又自尊的民族也正在崛起，这大概是两百年前的嘉庆和小斯当东爵士都梦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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