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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官员贪腐行为是严厉禁止的，民众对官员腐败现象对深恶痛绝的，可是官员贪赃枉法又是屡禁不止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必须弄清官员腐败的真正原因。当然，造成官员腐败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权力的来源问题。官员拥有权力，未必就一定会腐败。可是他的权力若是某个人给的，他不想腐败恐怕都困难。 官员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腐败，但这并不等于官员获得权力不需要腐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更注重个人的文章水平。读书人考中进士后，由皇帝任命为官员，好象不存在腐败问题。读书人通过参加科举做官，有其公正的一面，但这对整个官场腐败影响是极小的。比如，宋代的苏轼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他在官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当政者意见总是不合，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充满坎坷。王安石与苏轼个人之间没有太大的恩怨，甚至有些彼此倾慕，但在政治问题上两个人就没那么愉快了。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未必会故意给苏轼小鞋穿，但是肯定不会喜欢苏轼公开发表那些反对变法的言论。这些表面上和腐败没有太大的关系，苏轼和王安石也算不上腐败官员，可是依然可以折射出腐败的端倪，那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于是，若想官运亨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上级投其所好，这和腐败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上级官员不能任命下级官员尚且如此，若是可以任命的话，其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屈原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只能选择投江而死。所以在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官员，总是寥寥无几。海瑞虽然能够赢得很多人的尊重，但他能留在官场，更多的是作为皇帝装点圣君门面的工具。当时没有多少官员效法他，更没有几个上级喜欢这样的下属。平民百姓即便喜欢海瑞这样的官员，他们也无法影响官员的任免去留。唐代官吏的政绩考核由吏部统一行使，根据对官员的考核结果确定等级，并把官员考评的等级与奖惩、任职和晋升挂钩。可是，不管怎么说，官员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在上面，因此他们努力的方向也在上面。他们当然会根据上级的要求开展工作，但影响工作开展的因素也主要在上面。只要上面认可他们的工作，他们便能获得想要拥有的各种利益。在这样的权力结构社会中，官员都是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开展各项工作。工作的好坏当然会影响一个官员的升迁，但影响官员升迁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他能不能更好地给上级带来利益。一方面，对上级能不能言听计从，这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角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上级的利益，这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身为官员，又如何能不遵守官场的规矩。如果说官场规矩就是腐败，毫无疑问，是对全体官员的极大亵渎。如果说官场规矩就是各种明文的制度规定，那么对规矩的认识就过于幼稚了。在官场，不懂规矩的人，向来是寸步难行。若想在官场的大风大浪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识时务，懂规矩，分得清主次，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知道该为谁服务。上面安排的工作当然要做好，上级交待的事情更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国向来不缺干活的人，尤其不缺各级掌握权力的官员。多少人想做官都找不到门路，谁不听话就换人，正可谓不换思想就换人。乌纱帽得来如此不易，官员们自然就会格外珍惜。这个珍惜不是如何干好工作，而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应付上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朝宣德皇帝喜欢斗蛐蛐，下面官员就会想方设法向百姓按岁征收。在这种情况下，官员除了腐败，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古代，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县官毕竟是少数，大多读书人都是汲汲于功名。蒲松龄参加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还不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 在由上级任命各级官员的体制下，官员未必会不顾百姓死活，但对百姓的生活也不会过于在意。于是，个别官员能够体贴百姓，就会成为百姓心中的“青天大老爷”，这也是百姓企盼清官的原因之一。爱民如子的官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官员有治理社会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是向上负责的。对百姓而言，官员几乎不存在任何义务。百姓对官员没有权利，也要无法对官员提出要求，也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百姓可以向官员提出请求，但请求向来是无义务可言的，因为官员对请求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百姓盼望爱民如子的官员，心情固然可以理解，只是这种想法原本就是错误的。对百姓来说，一个随时可以解聘的利益代理人，或许才能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只是，就单个百姓来说，他们对苛政猛于虎的官僚阶层，逃避唯恐不及，又怎么可能左右官员的命运。作为单个的布衣百姓，确实无法对抗大权在握的官员，可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民众就应该任对官员逆来顺受。 中国古代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要么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么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唯独个人权利意识比较欠缺。于是，无论哪个朝代，都是“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无论个人有多大功劳，都无个人权利可言，只要皇帝对某个人不放心，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岳飞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亦如此。当个人没有权利的时候，对政府的权力就只能唯命是从，对官员的腐败也就无可奈何。当个人对权力无可奈何的时候，权力结构自然就由上到下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不是容易滋生腐败，而是必然产生腐败。若想打破这种权力结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无疑是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意识是个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内在需要，只是形成一定的政治力量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进程。生产方式落后的社会，个人的文化素质就越低，也就难以激发个人权利意识。因此，西方的民主迅速推进，一定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人争取民主的先声。只是，在社会生产整体落后的情况下，个人权利意识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国家经过一百年的建设，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权利意识已经呼之欲出。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权力结构必将发生彻底的改变。在民众投票参与选举官员的制度下，一些丑恶的腐败现象必将不攻自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