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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的人不赞成笔者的观点。但是，我们仅从人们还广泛存在的认为律师职业是“替坏人说话”看，应当肯定的是无罪推定在我们的社会里，还不是大多数人知晓的法学原理和法学原则。笔者没去做过多的统计，但至少近十年来笔者所在的法院还没有以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试问，有几家法院在近十年来又作出过这样的判决呢？就全国而言，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的无罪案有825人，与当年判处有罪的115.8万人占比仅为0.07%；2014年的无罪案有778人，与当年判处有罪的118.4万人占比仅为0.066%。一定比例的无罪判决率存在是司法的正常现象，体现了公检法相互制约。但是，并不能说无罪推定已成为法律从业者的理念。因为，如果说所作出的判决都做到了“证据充分”，那又怎么出现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呢？ 回到前面的汪某涉嫌盗窃一案，辩护律师对案件提出的疑点，笔者认为这些疑点的出现反应出侦查机关在侦办案件上的有罪推定。他们首先是围绕查找赃物——被盗的帝豪轿车，然后从拿贼拿赃理论出发，先判断汪某就是偷车人——有罪推定，汪某作出无罪辩护时，则要求其证明自己无罪，当汪某的陈述不能自圆其说时，则进一步肯定汪某就是偷车人。侦查过程也是反向进行取证，离被盗现场某洗车场7公里的交通监控卡口记录到汪某将被盗车辆驶离S县城。其证据系统不完备表现在，一是洗车场的监控为什么不调取？二是洗车场对面的天网监控为什么不调取？三是嫌疑人供述的交易对象为什么不取证？这些问题足以让人对侦查机关的做法产生合理怀疑。该案的控方检察机关，应当说与侦查机关的思维模式高度一致，因而才不能发现证据疑点。审理该案的S县法院的承办合议庭也没能跳出有罪推定的圈子，虽说那位青年法官的第一判断是从无罪推定出发，以疑罪从无判断应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但其缺乏坚守，最终落入了疑罪减等的圈子。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失衡。司法实务中，我们能看到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互相配合”——甚至还有“联合办案”，却很难看到他们的“互相制约”。有时候，即使看到了“互相制约”，看到了检察院的“退回补充侦查”，看到了法院的“让检察院撤诉，补充证据后另行起诉”。但是，几个回合之后，可能因“打击犯罪的需要”，在某一个机关的协调下，“互相制约”就让位于了“互相配合”。 给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贴上标签。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里给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贴上标签。如案例中的汪某，在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情况栏的“因故意伤害罪于1988年被Z市市中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盗窃罪于1992年被Z市市中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服刑期间被加刑，于2008年12月刑满释放”，就是先行给汪某贴上了“有罪”的标签，贴上了“老贼”的标签。 （二）让无罪推定走进司法实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