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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民众内心自觉的普遍信仰，在司法过程中对民众的情感和社会的情理给予应有的尊重，法律方能得到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信服的判决，法官才能受到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讲究情、理、法相融的国家，情、理、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民间资源。古代的官府衙门里高悬着“天理、人情、国法”的匾额，意在提醒官员，应当遵照天理，顺应人情，按照国法来办理政务。 为什么情、理、法三者要相融？情、理为什么要放在法之前？乃在于中国的法律观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来源于一种经验感觉中的“直觉正义”和天经地义，他们习惯于用自己朴素的感受来评价法院对纠纷的处理，当发现法院的判决与他们的感受和经验相违背时，他们就会觉得法院是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信的。 在“情”主导的社会里，占“理”的一方当事人为了修复破损的关系，宁可放弃一部分正当利益，不能“得理不饶人”。如果自以为有理，不顾关系破裂，尽情地主张权利，会被大家斥责为“不通情理”，而遭到否定，造成自身关系资源的更大损失。所以，纠纷的解决往往是通过折中、和解、妥协等方式来处理，尤其是在涉及到家庭伦理、婚姻继承，以及邻里之间的纠纷时，情、理、法的融合就成为必然。 在追求“以和为贵”的“熟人社会”中，处事规则是“议事”而非“纠问”，对纠纷的处置更多的是接受“评理”而非“裁判”，纠纷的解决，不仅仅是提供一种作为行为标准，而且是讲究情、理、法相结合的“说法”，达到心理认同与接受，相比于法庭上的理性论辩，情理的运用或更具冲击力与穿透性，更能直达人心。 在西方社会，司法也并不是完全不顾民众之情感和情理。如卡多佐法官所说，法官应当“有义务服从人们已经接受的这个社区的标准，服从这个时期的道德风气”。英国的衡平法就是司法响应民众的感情需要，对僵化的普通法所进行的一种调节。特别是陪审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为司法容纳民意而作的一个程序设计。由于陪审团的参与，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司法审判与民众感觉和感情的冲突，从而使判决和司法活动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和尊重。 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民众内心自觉的普遍信仰，在司法过程中对民众的情感和社会的情理给予应有的尊重，法律方能得到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信服的判决，法官才能受到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制定法律时，离不开对人情常理的考察，法律的适用，更须考虑人的情感体验和理的服人服心。诚然，过分依赖民众的感觉和情感因素，有使司法失去其应有的中立性的危险，让舆论绑架司法，司法没有独立判断，法治就永远没有权威。但如果将司法与民众的情感相区隔，让法律与情理相去甚远，会使民众对法律失去信仰的基础。 只对法律作教条主义式的机械理解，虽是符合了法律，作出了合法的处理，但若不顾常识、常情、常理，结果必定是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并不满意，导致社会更加撕裂或异化。 司法的过程是把抽象的规则适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过程，是将情感醇化的过程，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宣示规则，显示权威，而在于妥善地解决纠纷。司法的公信力有赖于判决对群众情感的应有尊重。法官应该在严格依照法律办案的前提下，注意参考道德、社会舆论、情理来作出判断，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及对今后的规范效应等。 有经验的法官往往会灵活地在法律知识与社会经验之间，在法意与民情之间找出路，进行某种平衡与协调，巧妙地、智慧地将法律的规定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社会常识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只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最终实现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定分止争的目的。 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不能仅从法律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得以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判断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办案过程中既坚持法律，又兼顾情理，从道理、情理、伦理等方面进行点化，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树立司法权威。 法律不能远离情、理之外，不能离我们的日常感觉和生活感受太远，情理不是对法理的偏移或纠正，而是对法理的补充和巩固。不能只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更要学会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是否经得起推敲。陷入单纯的技术化误区，脱离普通人的情感道义、生活常识，生硬机械、不近人情，只会误解了生活，歪曲了法律。 当然，法律视野下的情，应该是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情感，而非个人私人利益的情意，应该是表达主流法律理念的情感。法律视野中的理，也应该是被社会公认的原理、公理、定理和道理，而不是其他的歪理、错理。我们要有智慧面对舆论质疑，这对中国社会是很好的普法，是塑造社会共识的一大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