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年度报告（2015）(4)

此处的应用主体，特指在诉讼中，首次提出援引指导性案例的人，主要包括法官、检察人员、当事人、申请人等。具体的应用主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通过对上述已被司法实践应用的案例的调研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应用主体分布广泛且以原告和上诉人为主导

从图16可以看出，在审判实践中，应用行政指导性案例的主体非常广泛，具体包括法官、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申请人等。其中，原告应用比例最高，占43%；其次为上诉人，所占比例为42%；再次为法官、被告、被上诉人、申请人，所占比例分别为6%、3%、3%、3%。

（2）与法官相比，非法官更倾向于援引行政指导性案例

根据首次提出援引行政指导性案例的人是否是法官，可以将其分为法官援引和非法官援引两大类。如图16所示，在33个应用案例中，法官援引的比例仅占到6%，其余的94%均为非法官援引的案例。由此可知，法官作为应用主体的案例远远低于非法官。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很少会主动的去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而非法官基于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则往往比较倾向于援引指导性案例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依据。

3.应用内容

根据最高法对行政指导性案例编写结构的要求，可知，每篇指导性案例均由七个部分组成，即标题、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参照哪一部分内容来审理案件呢？对此，本报告的统计情况如下：

根据图17中关于行政指导性案例应用内容参照情况，不难看出，在审判实践中，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在引用行政指导性案例时，其引用的内容不仅包括基本案情、裁判要点，还涉及裁判理由。如上图所示，在33篇应用案例中，援引裁判要点的案例最多，共计20篇，所占比重高达为61%左右；其次为援引基本案情的案例，共计12篇，所占比重约为36%左右,其中，基本案情相似的案例有11篇，约占33%，基本案情不同的案例仅有1篇，约占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参照行政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进行案件审理的情况，尽管其数量仅有1篇，但是所占的应用比例已达3%。由此可以得出，在司法实践中，应用行政指导性案例时，并非仅仅是参照裁判要点，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

4.应用表述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表述，是指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指导性案例的主体在援引指导性案例时，是如何进行表达的，都包含哪些要素的情况，具体的应用表述是否有统一的模式。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情况，本次报告中对此处做了详细分析。

（1）应用表述涉及六个要素，指导性案例编号和发布主体应用频率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法官还是其他应用主体，在援引行政指导性案例进行审判时，几乎没有统一的固定的表述模式。我们国家法律对此也没有强制性规定，应用表述环境相对较宽松，一般情况下只要能表述清楚所引用的是哪个案例即可。尽管如此，本报告仍对33个行政应用案例的应用表述要素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如下：

经过对33个应用案例的数据统计，应用表述中主要涉及六个要素，即发布主体（ 简称“主体” ）、发布批次（简称“批次” ）、指导案例编号（简称“编号” ）、指导案例标题（简称“标题” ）、裁判要点（简称“要点” ）、发布日期（简称“日期”） ，这六个表述要素使用的频率是有明显高低之分的。由图18可知，指导案例编号使用次数是最多的，被使用29次，使用频率为33%；其次是发布主体被使用27次，频率为31%；再次为裁判要点，被使用13次，频率为15%；其余三个要素使用次数都在10次以下，频率较低。

（2）应用表述模式并不固定，但以“三要素表述”为主导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应用表述包含六个要素，其中，发布主体和指导案例编号是应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要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用表述的模式就是以“发布主体+指导案例编号”为主呢？接下来，本报告将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和分析。

根据行政应用表述所涉及的要素数量，可将其分为无要素表述、单要素表述、双要素表述、三要素表述、四要素表述和五要素表述六大类。如表2所示，通过对33个行政应用案例的统计和分析，发现采用三要素表述的情形最多，其他依次为双要素表述、单要素表述和四要素表述。而无要素表述和五要素表述最少。

（3）法官在裁判理由部分同时援引指导案例编号和裁判要点情况很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应用主体中法官的表述方式是作出明确规定的。那么，法官在裁判理由部分是否严格执行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