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十八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书菜楼夏令营之十八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2000年12月2印潘光旦之所以成为襄助梅贻琦校长的得力助手，一方面两位先生具有推己及人的修养，另一方面两位先生都是坚定的自由教育论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伴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物质上的困顿，是师生头上的一道紧箍咒，精神上的管控，则是师生头上的另一道紧箍咒。特别是1939年，教育部在大学推行两个举措——施行导师制和设立训导长，这才是刚刚开始，更有甚者，开设课程须得到教育部的核准。党国大员潘公展还要所有大学老师加入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此才能保证大学生思想的纯粹。潘公展的文章刊载在1939年5月12日、13日出版的昆明《中央日报》之《每周专论》栏目，题目是《教育上的两个迫切问题》，一是教师思想问题，二是青年营养问题。潘公展的大作，看起来似曾相识，附在潘光旦先生《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一文之后，转引如下。第一，教师思想问题三民主义既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则在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下所培育的青年，无疑的应该全是三民主义的信徒。青年思想原来不应再有问题，但是事实上，目前真能认识三民主义和信仰三民主义的学生，还不过是一部分，而且竟还有些学生迷惑憧憬于不合国情的幻想。这不能徒责青年，实在应该由教师负其责任。总理说：“要中国不亡，惟有振兴我们的教育，才是根本办法”。总裁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而教育是一个事业的基本”。他们所以重视教育如此，可见教育是“思想的国防”，也就是“精神的国防”。如果教师不竭其全力，用三民主义的坚固工事，在青年思想上建筑国防的基础，就决不能达成抗战建国的革命教育的任务，故在国民政府下之学校当局，自校长教授以至职员，理应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战士。夫以三民主义建国治国的中华民国，而可一听身负教育重任的教师，超脱于三民主义之外，驯至不免有人视征求教师入党，似乎为不应该有的举动，宁非教育界的一怪现象！须知今日的青年思想的岐误，与其说是青年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思想问题。我敢说，教师思想如果一致，如果纯正，学生思想是绝无驳杂的问题的。必须教师自身先对三民主义有深切的研究，有真诚的信仰，进而见之于笃实践履的行动，发挥生死以之的精神，然后可以示范后学，可以感导青年。教师们所潜心研究的学科，尽有不同，所指导传授的技能，尽可各别，而其为国家为民族培育青年的旨趣，则不可不一律遵从总理的遗教，总裁的训示，以实现三民主义，引为自身的责任。总裁去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致辞，曾痛切的说道：“过去教育上趋向不坚定，信守不专一，已经耽误了十载的光阴，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我真不肯不希望我们教育界为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当代青年和后代国民的幸福，而真诚确实的归于一致。我愿我们教育界各位贤达，一心一德，同志同道，决心集结到三民主义的总目标之下，为中国革命而努力”。所以我希望此次出发视察的省督学和专员，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教师思想问题。尤其要用万分诚意，万分的努力，协助推动学校党务的发展。尽可能的，大量征求学校教师为本党党员，切实做到典型的三民主义革命战士。同时应该认真考察学校的图书室，以及学校附近的社会，有无违反或曲解三民主义，以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书刊，依然存在和流布，如果有的话，就该任劳任怨，协助地方党政当局，和学校负责人员，切实依法肃清，以拯救一般青年的无辜被毒；也可以免得他们不知不觉的坠入陷阱之中，到了将来后悔不及。（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306——307页）谁都知道，国民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早就十年以前，国民党就对孙中山搞造神运动，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先生，将总理纪念周搞成学术讲座，撰写《知难行亦不易》，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进行磋商，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不平衡，也由于派系斗争，没有办法对自由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进行清算，以至隐忍了十年。“过去教育上趋向不坚定，信守不专一，已经耽误了十载的光阴，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番话确实痛切，蒋中正深知，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的不够。潘公展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以党治国理念的指导之下，深入贯彻总裁的训示，党化教育，大有可为。训导学生活动，管控教授课程，还不是根本的办法，有朝一日，所有教师都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何愁三民主义不能贯彻始终！潘公展心思很缜密，还要求省督学和专员事必躬亲，到各学校图书室，筛选出有违或者曲解三民主义的图书，以免荼毒学生。省督学和专员想深入贯彻的指示精神，来到属下各学校图书室，愁眉不展：到底那本图书有违三民主义呢？只能等因奉此，谆谆告诫各学校不得收藏有违三民主义的书刊，有校长抽出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问是否属于当禁之列？省督学惶惑不已，中央也不开列一个禁书书目，谁知道哪本书有违呀？潘光旦先生分析了大学校园，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三民主义的关联后，接着指出：作者就公展先生这篇文章以及其它类似的报章稿件看，以为三民主义目前已到达一个歧路的路口，一条路是宗教化，一条路是真正的思想化。许多服膺三民主义的人无疑的是希望它走第一条路，他们希望中山先生可以成为教主，中山先生的学说成为一成不变万古不磨的经典，并且希望人人可以成为信徒（公展先生文中即一再用到信仰与信徒等字样），人人可以布道。从这个立场，无疑的大学教师是十有九个不合格的了。公展先生所暗示的责任问题大概就在这里无疑了。不过，大学教师似乎根本不感觉到有这样一种责任。他们中间，有少数是已经入党的，但入党是一回事，宣传主义往往又是一回事，好比西洋的基督教徒不必尽人要负起宣教的责任一样，至于绝大多数未入党的自更无从了解这种责任。不过这些未入党的教师，据作者的观察，对党与主义却也并不存什么偏见，他们中间更有不少的人对主义抱着一个积极的希望，就是，希望它走第二条路，就是思想化。他们认为宗教化是一条绝路，而思想化才是一条活路，三民主义的理论也许已经是相当成熟，但总还不能说已经到一个十全十美无可增损的程度。中山先生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思想家，九原可作，自已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观感。既可增损，则此种增损的责任便应公诸国内以至于国外的一切有学术思想的人，其中最责无旁贷、而作者以为也最乐于承受的人，应该就是这一班大学的教师。不过就目前在歧路口的形势论，这样一个责任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中山先生的学说应该如何解释，归谁解释，目前已有严格的限制，又何况增损呢？不过我们希望服膺三民主义的人要了解，这终究是一个孔子所说的自画的政策。自画是进展的反面。（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304——305页）潘光旦先生乃大勇之人，敢于批逆鳞，踏着胡适先生的足迹前进。国民党用十年时间，才找到了政治核心。做事不干脆，拖泥带水，暧昧含混，以至于到了1939年，还没有在全党确立中山思想的绝对权威，总还有人些人，想把中山先生的学说往思想化方面进行塑造。《中国之命运》虽然是1940年的出台的，但，此前党国干城陈立夫、潘公展就已经摸透了总裁的心思，坚决捍卫将中山先生的学说进行宗教化的塑造。为此，准备下一番功夫，将所有教师发展成为党员。这就是国民党的不成熟之处。所有老师成为党员，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国民党政府建立有十多年，无奈，组织建设依然是一块短板，这块短板还不是一般的短，简直是短到家了。西南联大曾经成立党义教学委员会，陈雪屏、周炳琳、姚从吾、贺麟、崔书琴五位教授担任委员。其中，陈雪屏教授是青年团分团干事长，姚从吾教授是中央直属区党部书记，但，陈雪屏和姚从吾两位在西南联大，言动行止，尽可能淡化青年团分团干事长和中央直属区党部书记的政治身份，一派学者风度。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组织建设的落后。蒋中正的上台，得益于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增四位元老之支助，蒋中正视四位先生为“商山四皓”。蔡元培先生作为现代学界泰斗，主持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则是先生一生的两大功业。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先生明确告诉蒋中正，国民党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蒋中正叫苦不迭，这个样子，怎么推行党化教育？也就是说，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梅贻琦先生，信守自由教育，都是党化教育的“绊脚石”。抗战期间，蔡元培先生寓居香港，陈立夫和潘公展在陪都重庆，正好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为实现梦寐以求的党化教育目标而努力奋斗。其实，潘公展、陈立夫差一步，就成功了，党既然是先进分子，哪能所有老师全部加入一个党派的道理呢？又不是小孩过家家。既然全面突破有困难，为什么不搞重点突破呢？每个系都有党支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然后，一级紧套一级，环环相扣，陈雪屏和姚从吾两位教授，不能爱惜羽毛，要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身而退，组件西南联合大学党委常委会，陈雪屏担任党委书记，姚从吾担任担任党委副书记，梅贻琦担任党委常委、校长，训导处不必说，教务处和总务处，都要设立党总支。试想，如果在抗战之中，国民党在西南联大完成较为健全的组织建设，倒孔运动、一二·一运动两大群体性事件，有可能被西南联大党委成功化解。至于潘光旦和老朋友闻一多，组织要及时约谈，进行诫勉谈话。大学设立训导长，潘光旦作为正处级领导，不仅不支持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工作，私下叽叽喳喳也就算了，竟然还在报刊上发布政治性言论——《论大学设训导长》，是可忍孰不可忍，解除潘光旦西南联大教务长职务，勒令回到社会学系担任普通教授，以观后效。至于闻一多，曾经被某刊评选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攻击政府，侮辱党国为能事，在抗战的紧要关头，是何居心？是何肺肝？查该教授以屈原、杜甫为研究范围，一点都没有受到两位爱朝廷诗人的感染，反其道而行之，背叛民族，大逆不道，所言所行与汪精卫和周佛海无异，特令西南联合大学立即开除闻一多教籍，其它任何学府亦不得录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总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为国民党招魂，道听途说，还以为国民党有多少自由似的，导师制、训导长、课程备案、逼迫老师入党，桩桩件件，所有这一切，哪里有一点自由的气息！新中国，导师制、训导长、课程备案、逼迫老师入党，哪一件也不搞。当然本着为同学负责的精神，老师对课程大纲进行自我审查，特别可喜的是，广大老师主动追求政治进步，自觉自愿加入共产党，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啊！且听潘光旦先生接下来是如何论述抗战与入党的辩证关系：有人说，宗教化的一条路对目前抗战的局势特别的有利。教师是领导青年的人，他们处的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地位，所以假若他们能扫数入党，成为主义的信徒，则全国青年必风靡景从，而抗战建国的壁垒必可以十百倍的更加坚固。无疑的，公展先生的立场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不过这是无须的，而也是不一定有效的，爱国家、爱民族、拥护国民政府、支持抗战建国的国策，时至今日，早已成为全国人共通的意志，初不问一个人是不是党员，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是谁都晓得的，参政员中间有不少是国民党以外的别党别派与无党无派的人，而参政会的历史是和抗战的历史同时开始的。若说无党籍与不信主义的人不免削弱抗战的力量，则参政会是一个最大的反证。若说必须人人有党籍才足以增强抗战的效率，则与抗战同时开始的参政会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目前直接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人中间，究竟有多少是党员，多少是非党员，我们没有统计，怕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我们相信非党员是要比党员多得多。抗战与入党与否没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好比做人与信教与否没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一样。这是无须的说法。目前反对抗战国策与夫认贼作父的人中间，非党员固然不少，党员也不乏其人，汪精卫如何了？周佛海如何了？周佛海不还写过一本《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么？这是未必有效的说法。（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305页）陈立夫、潘公展立意对大学进行管控，固然有着时局的因素，汪精卫1938年底到达河内，发表艳电，表明心迹，去意已决，走“曲线救国”之路。汪精卫的行为，给国民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朝野上下，如何提振抗战建国的信心？确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蒋总裁既然明言，教育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那么，抗战建国时期，也不会例外。人们不会忘记，抗战之前出现的低调俱乐部，就有著名学者的身影。汪精卫投日，会产生一连串不良反应，老师欠缺家国情怀，课堂内外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流露出低调的情绪，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是令陈立夫、潘公展想不到的是，三大提振教师抗战信心的举措——大学设立训导长，教师开设课程须经高等教育司核准，所有老师应成三民主义的信徒，都受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抵制，哪一次，还都少不了潘光旦倔强的身影。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大意是说，个人的独立与国家的独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大敌当前，追求国家的独立，便是迫在眉睫的紧要大事，知识分子投身于国家的独立运动中，极有可能让渡一部分人格的独立，从而可能丧失自由之思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可能产生一种囚徒困境。这一切，如果说以前还以比较暧昧的形式存在，在抗战的洪流之中，竟然成为了一种现实。潘公展这样的党国大员，要求老师大量加入国民党，进而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便建立“思想的国防”，不正是救亡压倒启蒙的一个鲜活例证吗！如果这一要求完全彻底实现了，自由教育岂不敲响了丧钟？后果是摆明着的，教育将会成为一种宣传。如果说以前的宣传大体上体现在文化界，抗战军兴，看来宣传要进入教育界了，潘光旦先生作为自由教育的信徒，自然会受到放逐。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将芜胡不归！笔者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教党史的老先生，都会有一番夫子自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很多方面，咱们都是有所取法的，比如说到“宣传”，百年中国“宣传”的始作俑者，来自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风起于青萍之末，党国大员的种种举措，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少一份教育，多一份宣传。思想敏锐的潘光旦先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檄文——《宣传不是教育》、《再论宣传不是教育》，捍卫自由教育的领地。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1940年寒假，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到昆明郊县做了些兵役的宣传，有举办过不止一次的兵役宣传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布告上用大字写着：宣传也是一种教育。潘光旦先生写《宣传不是教育》，就是为了向热心宣传的人进一言：宣传实在不是教育，不宜与教育混为一谈，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传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张嘴或一支笔来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价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气地叫它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袭用宣传的名称。（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391页）潘光旦先生说，宣传与教育都是一种提倡知识的工作，双方相同的只限于这一点，不同之处可就多了。教育与宣传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样。因为假定不一样，于是提倡或实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别。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教育不预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教育又承认人的智慧与其它心理的能力虽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与互异的地方，凡属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应大致相同，而互异的地方便须用到所谓个别的待遇。根据这两层，近代比较最健全的教育理论认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启发，不是灌输，遇到个别的所在，还须个别的启发。（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392页）宣传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从方式的不同我们便不能不推论到假定的互异。宣传用的方式显而易见是灌输，而不是启发。它把宣传者所认为重要的见解理论，编成表面上很现成的，很简洁了当的一套说法，希望听众或读者全盘接受下来，不怀疑，不发问，不辩难，这不是灌输么？这种灌输的方式是说不上个别待遇的。说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几套，又如何会顾到个别的不同呢？从这种提倡或实行的方式，我们便不由得不怀疑到从事于宣传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则他便不免气馁，而对于他的工作无从下手。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专利的东西，只有这一部分人，比较少数的人，才会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书立说，才有本领创造一派足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配听取，只配接受，只配顺从；至少，这些人虽有智慧，那程度也只到此为止，说不上批评创造。（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392页）潘光旦先生的《宣传不是教育》在《今日评论》第3卷第8期发表一个星期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很快发来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教育家的大责重任》，《中央日报》的秀才，主要发挥两点：确立中心思想，重视革命工作。且看社论如何确立中心思想？往昔学界人士，有感于思想自由之说者，以为幻想空论，不妨清谈，立异标新，可称诡辩，于是稗贩学说，莫衷一是；他如顽固之徒，抱残守阙，又以为教育乃清高事业，应与政治绝缘。殊不知国家存亡，民族生死，既已间不容发，断不容各逞臆说，贻害青年，而教育原为国家作育新民，栽培英俊，自更与政治法律等息息相关，唯其如此，欲国民之众志成城，必先求教师之一心一德，欲国民之见危授命，必先求教师之赴义争先。教育家而果皆以总裁之心为心，以总裁之志为志，则必首先对“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确立生死不渝之信仰，然后一切“脱离现实之空想”，“侥幸成功之幻想，可以一扫而空。夫以全国之校长教师，服从总裁之领导，“奋其毅力”，“发其热诚”，则十年二十年前，我国教育之无中心无本质所发现之缺点，“散漫凌乱，自私自利之风习”，必因教育家之一致努力，而焕然改观。（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404页）社论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二十年来中国教育一直存在“散漫凌乱”的弊病，从1939年往前追溯二十年，则是1919年，无疑，“散漫凌乱”的病灶是以北大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则是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号召的多元主义，依托于多元主义而产生的“散漫凌乱”之弊，在抗战时代，已经成为国家一大“公害”，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必须以一个中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取而代之，才能一心一德，众志成城。既然中心思想已经确立，那么接下来，只须重视革命工作，就万事大吉。少数学校教师，在平时不无怀着一种错觉，以为只要能够传授学生以知识技能，已经尽了他们的天职。姑无论这种见解是否合乎真理，但至少我们得说，在此抗战建国的非常时代中，抱这种狭隘观念的教师，断不能负起领导青年的责任的。不但如总裁所示教师之对于学生，必须于知识技能之传习以外，更“毅然肩负指导学生思想，陶铸学生品性，管理学生生活，锻炼学生体力，健全学生人格之责任”，而且应该认识，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工作——革命的宣传工作。须知孟子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这是教育，也就是宣传，教育者无他，持久的宣传罢了。有人以为没有纯文艺，凡是文艺，都是宣传。我们对于教育，也可以这样说。总理曾经有一段话：“人类的天性，本拉丝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故，多半是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不知，先知先觉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育，这便是宣传”。孔子为万世师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总理却称颂孔子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家，他说：“今日中国的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多年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即此可认教育，的确就是宣传，毫无疑义。宣传是革命建国的重要工作，而教育家在实质上就天天负起这重要任务，如何可以忽视革命工作，以为与我无干呢？我们常说，要实施三民主义的教育，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者，三民主义的宣传而已。不但讲“公民”，讲“党义”，离不开三民主义，推而至于教“国文”，教“史地”，教“卫生”，教“常识”，教“体育”，乃至教一切社会科学，都应该把三民主义的精神灌输进去。须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夫然后可谓尽三民主义的教育之能事，可谓无负革命工作之重大使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404——405页）这一段说的再明白不过，教育者无他，持久的宣传罢了，灌输三民主义，须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依照此种思路，教育自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如果说有价值的话，也不是教育本身的价值，只是具有一点宣传的附加值而已。至于宣传，则以为借助总理孙中山、总裁蒋中正两个大人物，顾盼自雄，予取予夺，将教育视为囊中之物。看起来何兆武说国民党有意识形态，还是低估了，简直全是意识形态，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无所不用其极，要将三民主义灌满所有的社会科学，怕起孙中山于九原之下，也要连连摇头。从表面上看与潘光旦先生的文章没有特殊关联，全篇无一句，提到潘光旦先生，实际上却是针对潘先生的言论。潘先生说的很明白，写宣传文字的人，喜欢躲在幕后，中央日报的这篇社论，就是如此风格。潘光旦先生出来迎战，写出《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载《今日评论》第3卷第14期。潘光旦先生在该文中，阐明旧日的所谓教育，大部分是灌输而不是启发。但中国的教育始终没有忘记启发的原则，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君子之道，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以宣传当教育的人，只知道做些道而牵，强而抑，开而达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在潘光旦先生眼中，孔夫子是一位教育家，孟子则是一位宣传家，开启了把教育当宣传的传统，有一种政教合一的取向。潘光旦先生直陈：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就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有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做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明争暗斗的大小局面，已经是数见不一见。学生的社团生活里，课余作物上，甚至于数仞的门墙之上，随在可以发现此种争斗的瘢痕！我们真不知道这种宣传，和因所宣传的内容不同而因引起的更多的宣传，究有几许教育的意义，几许学术的价值，更有几许作育人才的功效。唯一的效果是鼓励青年们入主出奴的情绪与行为罢了。（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400页）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教育的归教育，建构正常的“政教关系”，这是潘光旦先生的中国梦。遗憾的是，政治的争斗和扰攘，在大学校园日甚一日，以至于昆明之大，已经很难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同为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汪子嵩、何兆武和殷福生之间，由于政治站位不同，已经不能保持正常的同学关系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日益为意识形态所浸润，流风所及，连自由教育论者潘光旦先生，都站出来，成为民主斗士了。有谁能想到，当年的新月派重要人物——潘光旦，有朝一日，会成为又红又专的教授，因之，西南联大成为一所又红又专的学府。这里面的脉络，其实是很清晰的，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在学校进行党化教育，激发了更加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尽属一派的意识形态，一二九以来，在内忧外患面前，双方的交锋，日益激烈，日积月累，早晚有一天，大学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前哨。宣传家对教育家所不满意的，是学程之中，事实多而理论少，经验多而理想少，细节目多而大原则少，各方面平均的议论多，而单独一方面的发挥少，铺叙已往与现在的多，而悬测未来的少，教人增加批评能力的努力多，而教人兴起信仰精神的努力少。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有一天，宣传借了政治的力量，完全把教育排挤出去，学校的环境完全变做宣传的场合，教师完全变做宣传家，这局面是无法改变的。（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401页）潘光旦先生保持了一份自由教育论者的底气，不大相信，学校的环境完全变做宣传的场合，教师完全变做宣传家，有一天会到来。潘光旦先生的挚友——闻一多，也不相信。闻一多先生跟张世英和彭兰说，现在一定要走出象牙塔，早晚有一天，还回到象牙塔，在学术方面，进行自由的探索。《再论宣传不是教育》就要归结全文——我国目前的教育是正在一个很危险的过程中，一方面旧时原有的宣传的成分既未能廓清，而新的宣传的成分又已经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我们所特别提倡的几种教育，又无形之中正在替宣传清宫除道，并且做一个有力的前驱。如何消弭这种危险，是目前教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五）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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