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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维稳形势还比较严峻，个别上访人利用了基层政府领导害怕其越级非法上访的弱点，便以此相要挟而要求政府每月须付他一定数额的钱，否则其就越级上访。一些基层政府领导为了稳住上访人，往往迫于无奈也会支付。这就引发了讨论。 对于这种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故意非法强索财物为目的，客观上以将要越级上访相威胁，达到其敲诈政府财物的目的，应当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现实中有的地方就作出了同上观点相类似的认定和有罪判决。
还有不少人则主张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总的理由是，要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不能对法条作简单化的理解，只从表面上看其主客观相统一就急于下定论显然是不妥的。这种所谓的“敲诈勒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形式，应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包括行为人的主客观具体情况和社会危害性方面都要考量，甚至还有必要考虑到惩治的社会效果等。而本行为则在上述所说的几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直接影响到其主客观的成立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实不宜简单地作出犯罪成立之认定。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虽是故意，但其动机和目的并非单一为了非法占有财物。
敲诈勒索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强索他人财物，而本行为却有其特别之处。行为人是老上访人，虽常非法越级上访，但目的是为了向上级表达诉求，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权益，当然他的诉求未必合法合理，这并不影响其上访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未能实现自己诉求的情况下，越级上访以实现主张的权益始终是行为人最大的心愿，而并非只是为了长期敲诈政府的钱财。所以说，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复杂的，既有给政府出难题的动机，并以此达到其继续顺利越级上访的目的；也有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而从政府的手中获取财物的动机。在行为人看来，其并不认为这是非法占有，甚至根本就没有“非法占有”这方面的意识，一般认为这是政府给予的其不再去上访的补偿款。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实则是一种在没有“非法占有”意识主导之下所做出的“非法索要”行为。而敲诈勒索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钱财，并且应是直接故意，这与行为人的比较复杂的主观方面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可能有人会说，行为人上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所主张的权益，那么在敲诈勒索了政府的钱财之后，就等于是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故此时的行为人已不再具有“为了上访”而使用索要补偿的方式以难为政府的动机，其目的就变得单一的为了非法索要政府的财物，应与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相符。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先别说从政府手中获取的钱是否行为人所主张或所期望的价值，就是说行为人越级上访主张的权益也未必全是为了钱，也有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为了土地使用权问题等等。若把行为人主张的权益与钱财直接划等号，并由此而判断行为人从政府手中取得了钱就没有了上访的意图，这无形中是抹去了行为人索要政府财物时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动机，显然是不妥的。 二是行为人的客观方面是否可认定为“威胁或要挟”行为，也值得商榷。
行为人以将要越级上访相“要挟”，从而迫使政府领导付钱。这看似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特征，但细作考量还是觉得有所不当。关键的问题是行为人的“扬言越级上访”算不算是一种客观上的威胁或要挟呢？按理说，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那么公民的上访就是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本行为中，行为人是越级上访，扰乱了正常的上访程序，造成了不良影响，正是“越级”这两个字对基层政府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压力，也成为了他们的弱处，从而就让行为人的“非法索要”有了机会。然而，不管怎么说上访毕竟是正当合法的权利，只是由于“越级”而变得违法违规，但这都是可以依法依规处理的，而不应因为害怕其发生〔越级非访〕而成为行为人威胁或要挟的内容，若据此而作出客观上的认定是不适宜的。 再有，就算行为人“扬言越级上访”是一种威胁或要挟，这种威胁所指向的也应是集体〔即政府部门〕，而非某一个人〔其中领导承受的压力当然要大许多〕。此外，不论是处理正常上访问题，还是处理行为人的“非法索要”问题，都属于由集体共同应对的政府公务范畴，非是个人自身的什么隐私把柄之类。也即是说，行为人所要“敲诈勒索”的是一个集体而非个人。因此一旦在客观上成立，政府将成为“被害人”，这是否有违刑法中所规定的被害人之意。 三是行为人的行为很难取得结果，情节不属恶劣，必须充分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分析一种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时，除了充分考量其主客观构成要件之外，还应认真考量其社会危害性。也即是要看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社会的直接冲击有多大，便可清楚地了解到社会对该行为的容忍度。只有这种行为达到了令社会难以容忍的程度时，才算是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届时用《刑法》予以制裁才显得有必要，才具有制裁的意义，也才能显示出刑罚之功能。 本行为中，政府掌握着国家机器，具有强大的公权力，行为人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作为一个普通自然人，是难以对强大的政府部门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除外〕，即是其行为目的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行为人的行为才能够得以实现，那就是政府部门出于更大的利害关系考虑而自愿成全。也就是说，要实施对政府部门的敲诈勒索行为和实现其目的，不是行为人所能主导和预见的。因此，一种即使完全实施了也难以达到目的的行为，一种未必不为社会所容忍的行为，其情节是否属于恶劣当然一目了然，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忽视了社会危害性这个因素，而只是机械执行法条，简单地看其主客观方面的表现，那么定罪将有可能因为不够严谨而导致不准确，惩罚犯罪也将失去意义。假如非得定罪量刑不可，又怎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综上所述，行为人固然是胆大妄为，行为亦与《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所规定的罪状有所相似，但若要以此惩处之，还须认真从法律观点出发，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充分考虑，这才是法治之道，这才是依法公正办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