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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图） 1792年1月12日，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死刑存废问题，虽说在这次讨论会上，贝卡里亚因其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坚决的废除死刑态度使他处于少数派地位，从而不得不搁置这一提案，并向考尼特兹大臣提交了一份发言报告，但这一转折也恰如其分地促成了他发表《论犯罪与刑罚》后另一篇更加深刻的废除死刑作品的问世，从而在理论思想层面挽回了讨论会上的尴尬局面。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收录于《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6篇》一书中的《关于死刑的意见》。就该文而言，这是一篇贝卡里亚走上仕途后就死刑存废问题向上级释法说理的汇报材料，而非纯粹的学术论文，因而带有一定的公文色彩。在语言风格上，相较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时撰写《论犯罪与刑罚》的犀利与朴实，这篇刑事意见书更多了份深沉老练和成熟稳重；而在思想内容上，这篇刑事意见书在继承《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创新，大大完善了贝卡里亚废除死刑的理论观点体系。 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里亚从死刑威吓作用多余、借鉴效果有限、容易引起旁观者怜悯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四个方面论述死刑的不必要性，而在《关于死刑的意见》中，他则从死刑的不公正性、有限有效性和不可补救性三个向度论证死刑废除的必要性。贝卡里亚认为，打击犯罪的最有效手段不是刑罚的严厉性，而是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只要罪刑是相称的。制止人们犯罪的最强约束力，也不是处死罪犯时可怕而短暂的表演，而是一个人被剥夺自由、以牢狱生活补偿他所侵害的社会时，那种长期而持续的戒鉴。这种戒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会让我们不断地想起：如果我们实施了同样的犯罪，也将沦入这种漫长而苦难的境地。贝卡里亚强调，这种刑罚方式“比目睹死亡更加具有效力”，而死刑在社会中所树立的戒鉴，不仅是在“以谋杀惩罚谋杀”，而且还为这种完全讲不通的残暴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势必会对整个社会关于刑罚功能的认识产生错误引导，造成“以暴治暴”的恶性循环。 《关于死刑的意见》第一次提及死刑的不可补救性问题，这是《论犯罪与刑罚》中未曾出现过的，代表着该文的重大理论发展和创新。贝卡里亚认为，“死刑作为不可补救的刑罚，相对于人类证据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是不足取的。”贝卡里亚指出，人们根据对法律制度的考察发现，判处死刑的充足证据从来都达不到排除上述相反可能性的程度。即使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数量繁多且相互独立，并且这些证据都得到过被告人的印证，但这些证据仍然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范畴，而这种道德肯定性，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死刑即使是公正的，即使是所有刑罚中最为有效的，但为了正确地适用它，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的相反可能——如果要根据这样的证据标准来判决罪犯，可能从来都不会出现适用死刑的情况。行文至此，贝卡里亚平静而又坚定地总结道：“因此，那种促使我们要求取消死刑的同情心并不是对罪犯们的错误同情。……死刑，如果说能够最快捷地摆脱罪犯的话，对打击犯罪却不是最适当的。” 就学术价值而言，在贝卡里亚六篇刑事意见书中，《关于死刑的意见》无疑是成就最高的，它既可以说是贝卡里亚自然生命的“绝世之作”，也可以说是贝卡里亚学术生命（废除死刑方面）的“收官之作”。因为，这篇文章不仅传承了贝卡里亚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人道主义思考，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把人类内在的生命信仰与深邃的理智和高尚的宽容精神有机地结合的情怀与担当，既给予经验的法律现象以理论理性的照亮和澄清，又为人们树立起具有内在人文主义关怀深度的法律信仰开启了“起航之锚”，就此而言，《关于死刑的意见》一文中蕴藏的废除死刑思想和《论犯罪与刑罚》一样博大精深，可谓是贝卡里亚一生关于死刑废除理念的“绝笔之美”。 两年后的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在米兰的家中因中风而与世长辞。作为一位古典刑法学大师，贝卡里亚已经离开我们250多年，但作为一位满怀人道主义情怀的死刑废除呐喊者，贝卡里亚的思想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并将继续对我们法律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它潜移默化地构建转型中国人们的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也体现在人们维护刑事正义与人类尊严的追求与行动中，并通过这些人和事塑造着我国的法治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