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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王阳明提出了心学，反对朱熹的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应该随良知而笃于行。但即便王阳明相比于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禁锢人的思维进步了很多，但他依然会认为墨子的“兼爱”是行仁而过，依然会认为杨朱的“为我”是行义而过。也就是说，王阳明虽然是儒家最后一个圣贤，但他依然无法走出儒家最根本的以效忠君王为本质，而不是以效忠或启迪民智为思考的本质。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所谓的兼爱平等，所谓的为我自由，都是有悖王道，属于三教九流的产物。曾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杨墨之言盈天下，有孔子什么事吗?当时还是丧家之犬呢。至于后来的孟子，也不过是靠骂杨墨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而得到帝王的赏识，至圣、亚圣与相较于前两者有许多进步的圣贤王阳明都未能跳出以君王为父的观念，怎么可能为民发声?而今很多人想追回汉儒家文明，儒家可以追回，但汉文明并非儒家一家，要知道在杨墨之言才是先秦时代国人们所追捧的。 至于杨朱和墨子的言论为什么会被泯灭，并非他们的思想不够先进，也不是他们的思想比孔子差，更不是人们不接受所致，根源是权力作祟，从法家无耻的通过权力排斥百家，到董仲舒无耻的独尊儒术，中华最伟大的精髓思想被泯灭，而旁枝末节的儒家竟然成了一家国学，君王们都是一样寡廉鲜耻。 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好，现代知识分子也罢，他们生存的根源首先是要臣服君王，在君王授权的红线之内进行学说探讨，有了这个界限，那么自然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为民立命，并不是我诋毁现在的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来与虎谋皮，从而达到社会的以民为主的社会模式，可行性几乎为零。那么该怎么办? 许纪霖在讨论《国民党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文中称：“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我们老许家能出这样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倍感荣幸，但在荣幸之余不得不也感到稍稍的悲鸣，因为他敢说出这句话，但不敢真正将所有的分析都写出来，原因在哪里?君王始终是君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知识分子也向来是与君王讨要好处，安于君王赋予的权利享受，去真正为民主自由思虑的少之又少，这就是事物最根本的本质。人们在纳闷，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诸多不公?我们的自然环境为什么越来越差?我们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为什么越来越低?我们的老爷们为什么在各种规定中还是意气风发?这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字来解释，权力，知识分子们与君王一同分享的权力。 许纪霖那段话想表达什么?他没有直接明了的说出来，在这里我就与诸君分享一下，一个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公民，不应该再是一个权威的时代，更不应该再是一个期望别人为自己发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思想，将自己的灵魂或思想交给知识分子与交给权力者没有什么不同，你始终都是被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悲剧的背后，所阐述的必然是无论社会如何变革，吃亏的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不要说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寡廉鲜耻，没有良知，每个人都会选择性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唯有靠自己不断进步意识，才能规避在各种变革中沦为草芥或被鱼肉。 那么有读者要说了：“既然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为君王思虑，那么我们每天忙碌的要死，为温饱而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怎么办?”对于这么说的人，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占绝大多数。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不再写时评了，我们的国家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常化的阶段，普通民众们对任何一件社会事件，对任何一个权力者都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有了自己发声的平台，时评就将沦为鸡肋，权力者不会和谐之，普通民众也不会浪费时间阅读之。 目前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正常化的时代，那么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制造出了电脑，这样一个可以让信息高度发达的伟大工具，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可以跨过权力禁锢的思考平台，无论是文字、声音还是影像，统治者根本无法将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或观点彻底泯灭，那么不要说你的生活太忙，一天哪怕抽出一个小时去阅读有意义的文字，聆听不同的声音，观看别出心裁的影像，那么你每天都在进步，你每天都走在个人进步的路上，日积月累中，你根本没必要去骂知识分子，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国家合格的公民，你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思考的更为深刻，因为你离社会最近，这个国家因你而荣耀。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能产生出像霍布斯这样去否认君权神授、推崇社会契约的“圣贤”?为什么没能产生出像洛克这样的分权学说的“圣贤”?为什么没能产生出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圣贤”?人家为什么思考的一直是主权在民?而我们一直思考的为何是主权在君?而今我们为何更重视主权在国?为什么民一定是卑贱于国之下的，而不是民应该高贵于国之上，从而避免王朝周期表的一再发生?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把权力当父母，而人家的知识分子把权力当禽兽。父母与禽兽的对比，自然就能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人思维和国家思维。 批西方的分权理论，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种方式。咱们古代也有分权，但分的是宰相的权力，巩固的是君王的权力，君王天下的结果就是一次次的历史周期表，负担灾难的是普通公民。人家分的是独裁者的权力，尽可能的制造多种权力相制衡，别听某些人瞎说，他们的民主是钱砸出来的，无非是他们为权力而兜底的借口而已。制衡的权力和君王的权力到底哪个好?我想诸君应该都有自己明确的见解，习惯了喊万岁的就不说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