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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互联网根本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虽然能以更快、更便捷的方式给你带来很多信息，但只增加了数量，没有提高质量，诈骗信息满天飞就是拜互联网所赐。 与互联网不发达时相比，进步的地方是你有机会当围观群众了，原来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没进步的地方是你依旧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在为谁当观众，也不知道在替谁起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以……的名义”为什么会突然变多呢？因为敢出借的“名义”肯定是好名义，大家首先借个好名义，道德品位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再开始忽悠。“吃瓜群众”们虽然总是不明真相，但在“讲道德”的问题上从不妥协。所以，只要道德伪装到位了，基本上“吃瓜群众”也就会帮你起哄了。所以说，互联网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增加了对好名义的需求，并且提升了道德高地争夺战的烈度。 于是乎，才几年光景，象人民、改革、反腐、转型、弱势群体等等，这些根红苗正的好名义经常被随便借用，无论是谁，张口就来！道义大旗插得遍地都是。 其实，用道德来伪装是十分正常的事，天理自在人心，基本的善恶人人都懂，努力地伪装自己至少说明还保留了一颗力争上游、知羞明耻的心。历史上的正史都把自家王朝写得一心为民、光明磊落，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说本国人民勤劳勇敢，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与互联网关系不大。 比借用名义更不厚道的作法是实施道德置换，在道义大旗的掩饰下，将原本的良善转换成自家的功利。历史上诸子百家之争，唐宋时期的新旧儒学之争，争的就是这点儿心思；中东宗教圣地的千年冲突和“茉莉花革命”之类也渗透着这种企图。道德置换就像物种之间的基因植入，胜出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一定是置换过的。冷兵器时代，文明国家往往败给蛮族，欧洲中世纪就是这么出现的，宋朝以后的文化倒退也是这么形成的。历史上有很多宁愿战败也要恪守战争规则的将军，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投机取巧，而是因为他不愿开启道德置换的邪恶之门，结果却往往是他成了败军之将，还被后人千秋嘲笑。 更不要低估落后道德的生命力，任何一种道德转换成主流价值以后，在体制的支撑下，都可以千年不倒。 但落后的道德或者其他类似的物什终归逃不脱天地定数，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体制怎样努力地支撑，道德的塌陷都无可避免。国家机器的失效、人民的反抗、官员的颓废等等，都是道德塌陷的反映。当道德塌陷扩大化之后，道德伪装的紧迫性更进一步地增加，随时随地都要求“政治正确”，特朗普们越来越少，希拉里们越来越多，出于伪装需要而形成的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大，社会潜规则化，体制变得无比脆弱，甚至靠一个斯诺登或者一条视频就能要挟整个国家。 与此同时，主流价值的伪装也一点一点地被拆穿剥落，露出早已千疮百孔的肌体和背后真正的功利。不管你如何继续伪装，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剥落都将继续。而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通过道德回填。 改革转型有时候是倒逼式的，道德塌陷无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倒逼因素，随着伪装的不断剥落，“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句话的正确性越来越明显。互联网和微信的作用就是加快这个趋势，在摩落哥如此，在土耳其如此，在美国亦如此。 既然如此，改革转型的终极任务就不是产业政策或税务医疗，更不是如何组建领导班子，甚至民主和集权之争也不重要，而是回填道德塌陷，重建和恢复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体系。特朗普尚且明白这个道理，“美国优先”就是一种道德回填，即用传统的“白人优先主义”回填各种不得人心的“政治正确”背后的道德塌陷。许多国家都曾推行“转型正义”，虽然有秋后算帐的意思，但也很合理，就是因为它具有道德回填的功能。 道德回填的前提是基层伦理和公共道德已被破坏，所以这个过程无法完全依赖自觉自发来完成，而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强制，也即通过良法的强制矫正来塑造官员和民众的行为习惯，进而内化成善良道德。 在寻常时期，道德优先于法治；而在改革转型之际，法治优先于道德，所指就是法律对道德的矫正和塑造效果。法律要以追求良法为目标，也要针对社会道德严重塌陷的实情，以扩大适用范围为使命，酒驾要严管，碰瓷要严管，校园欺凌也要严管，因为所有这些琐碎领域的道德秩序都已经塌陷。 改革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道德回填的力度，而道德回填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法治的水平。（文：人半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