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西之间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6-12
摘要：梁漱溟：中西之间——《中国文化要义》席明纳发言 一 之前长点，现在我聊的时间短点。这个吧，我觉得席明纳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为本子啊，可以解释的东西多，往里边可以填充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吧！从里边可以找出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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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西之间——《中国文化要义》席明纳发言 一 之前长点，现在我聊的时间短点。这个吧，我觉得席明纳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为本子啊，可以解释的东西多，往里边可以填充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吧！从里边可以找出想看到的，想读到的，想思考到的，基本上，各个方面都能够涉及到。刚才，2015级中文系刘慧玲学友，对《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进行了梳理，第四章的题目是——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慧玲学友梳理之后，学友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涉及到宗教、科学等领域，这正是我所喜悦的，如果说“席明纳”需要一个名称，我想到了“鹅湖之会”，1175年，在吕祖谦的倡议之下，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一座寺院——鹅湖寺，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会，争辩了三天三夜。鹅湖之会，闪烁的光芒，一直没有熄灭，薪火相传，今晚的“席明纳”，流淌着“鹅湖之会”的气息。所以，谢学友，欣喜不已。相对来说，思想的交锋得以产生，一大因缘，话题本身的深刻性，涉及到大本大源，就是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所引发的“话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常的交流和切磋，有时候，相对比较“致用”，不妨称之为“技术性话题”，比方怎么“考证”呀，怎么“考研”呀，怎么“考公务员”呀；有时候，相对不够“致用”，不妨称之为“人文性话题”，比方恋爱呀，交友呀，以至于宗教呀，信仰呀。宿舍卧谈会，两种话题都有，跟好朋友聊一聊看到的视频，电影，电视剧，其实，已经是一种“人文性话题”，但，聊看过的一本书，怕已经不是很多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卧谈会所聊的话题，一枝一叶总关情，关涉家国天下，关涉大本大源，宿舍卧谈会，不聊什么，什么是宿舍卧谈会的禁忌？不要小看了这些“当身历史”，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字天书”，需要破解。这个世界，既需要“有用之用”，也需要“无用之用”。关涉到大本大源的问题，不会是那么“致用”，为什么说不是那么“致用”啊，就是说，不是那么“有用之用”。谢学友在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明导论》、《西方文明导论》，面向全校开设的任选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往往是第一节课，开宗明义，这门课，既不能拔云见雾，也不能指点迷津，只是谢学友与学友们，一起跋涉的一段足迹，一点记录，比不了有的老师，既有意义，又有作用，总而言之，谢学友眼中，所上的课程，没有一门，是“有用”的。有的学友，不免疑问：没有一门是“有用”的，谢学友，为何乐此不疲？咱们的“席明纳”，何尝不是如此！内心充斥着“有用”，那么，无论如何，上课还能获得一定的分数，两周一次的“席明纳”，连最基本的“学分”功能都没有，岂不是“无用”的平方甚至N次幂，简直是“无用”到家了。尽管如此“无用”，每当谢学友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心中的“鹅湖”——牧星湖畔的中文系，进行两周一次的“席明纳”，有一丝甜蜜的感觉，在心头流淌。轴心时代的哲人，都是喜爱聊天的，中国的孔夫子，希腊的苏格拉底，莫不如此，对话是交流的最高境界。据说，有人开发柏拉图聊天软件，有点意思，看来柏拉图遇到了“知音”。这个世界，你看，有一个“有用之用”，有一个“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在近代发展为“科学”，发展为“技术”，在“有用之用”方面，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大异其趣。与物质世界构成的“有用之用”不同的是，由精神世界构成的“无用之用”，那就是什么啊？那是“宗教”，那是“伦理”，那是“价值”。如果说物质世界的面貌，是由大航海以后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带来的，那么，精神世界的面貌，则镌刻着文明史丰厚的土层，有些基本面，逐本溯源，要到轴心时代去寻觅了，比如宗教，比如信仰，比如伦理。人类文明史，古今是可以而且必须贯通的，古今一体，展示了精神世界的坚韧和执着。这世界上的“人”，首先不是“工具”，首先怎么样，首先得赋予“意义”，如果说“人”没有“意义”，“人”就没有脱离蒙昧。“人”之所以成“人”，在于“人”有“意义”，有“价值”，这个东西是什么啊，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种“有用之用”，而是一种“无用之用”。若说“有用之用”的话，蚂蚁都有“有用之用”，蜜蜂也有“有用之用”，蚂蚁和蜜蜂那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比人更有“集团性”，大家看是不？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上有隐士，有隐逸，就是说：不干活啦，“隐着”。有的是“大隐”，有的是“小隐”，是这样的吧！但是，蜜蜂的世界，蚂蚁的世界，生为蜜蜂，生为蚂蚁，能“隐”吗！能说我是“隐蚁”，我是“隐蜂”，那是不行的。到时候，担任什么职能，扮演什么角色，该怎么干活，就得怎么干活。生为“工蜂”，什么活都得干，能闲下来吗？哦，闲不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蜜蜂和蚂蚁的世界，严丝合缝，那么合乎科学规律。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没有“人”这样的智慧，无论是蜜蜂，还是蚂蚁，它没有发现，自身的那个意义。发现了那个自身的意义，那人就怎么样？有些人自以为看透了，裴海涛学友说，人没有看透，这种态度是可取的。为什么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科学”再发展，“技术”再进步，看不透的东西多了。看不透的东西，那怎么办？如果仅用“科学”来解释这个世界，那很多东西，就会怎么样啊，不符合“科学”，“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怎么样啊，很多东西，在“科学”发达之前，就一直存在，“科学”发达以后，似乎，依然拥有自己的地盘。在“科学家”看来，这没有道理呀！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大量存在。原因很简单，“科学”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所依托的世界文明史，往往是不讲“科学”道理的，也不按照“科学”道理存在，而是按照“科学”之外的道理存在，“科学”之外的道理，有些直接和“科学”对着干，“科学”还拿它没办法。这可怎么好？“科学家”只能在那里立志：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它存在，是这样的吧，很多东西，不按照“科学”道理的方式存在，令人头疼。呃，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的东西合理，既可能合乎正理，也可能合乎歪理。但是，黑格尔还说过，合理的就应该存在。黑格尔翻来覆去说这个事，实际上，很多东西啊，是一种多元共生，存在的东西，既有合乎正理的，也有合乎歪理的，多么奇妙的世界！不过，在不少学友看来，这个世界，简直不可思议，合乎正理的东西，都不一定存在，是无天理！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多元的，很多东西有着自身的限度。在以前，各种科目，人文，科学，艺术，美学，伦理，逻辑，发展低落的时候，宗教的边界就特别宽广了。后来，慢慢的宗教下面的学科，逐渐独立，想着分家。宗教有自身的限度，只不过，其它人文学科不发达，“寄生”在宗教里，这些学科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领地，自然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于，宗教慢慢的有自身的边界。大家都觉得这些学科，特别是“科学”，在近三百年中，一马当先，独领风骚，恍然间，科学的光芒，超过宗教了吧！这里，不妨给“科学”算一卦，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宗教，最多也就是与宗教旗鼓相当。谢学友，不是长“宗教”的志气，灭“科学”的威风。为什么啊，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大学里边，同样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纠葛。一个是“人文”，文史哲艺术，再一个是“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漫漫文明史，“科学”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这是晚近的事情，但，由于应用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翱翔于天地之间，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文化的“中心”学科，“技术至上”，既改变了现实社会，也改变了大学自身。“人文学科”，由于自身欠缺功利性，以至于沦落到“边缘”，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但，“人文学科”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人文学科”属于人类文明的“慢生活”，不必与“技术科学”争一日之短长，也不必“摆老资格”——想当年，“科学”还是个少年，“技术”还是“玩泥巴”的顽童，“人文”就已经有着丰富的积淀。支撑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这些“人文学科”的，实际上，是背后的那个“意义”，那个“意义”，某种程度上与“神”、“神圣性”相联系的，就是怎么样，关切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缠”着人们，人之所以成人啊，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们到底怎么来的。人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敬畏，有一个省思，省思到一定程度上，从文明史来“追”，“追”到最后，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往往要“追”到宗教，或者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佛教、犹太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但是，追溯中国文明史，历史上曾经有多多种宗教的身影和踪迹，不过，中国文明的源头，有着鲜明的文明性格，那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周孔教化”，周孔教化，这是一种伦理，以至于任继愈先生，要把周孔教化，当做一种宗教——儒教。这个世界，有“有用之用”，有“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纠结缠绕，建构了鲜活而丰富的文明史。“有用之用”往往追到“无用之用”，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用之用”主导着“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才是那个真正的“诺亚方舟”。遗憾地看到，很多文明被灌注了一种“一神教”，总想把复杂多样的世界，弄得整齐划一，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现在讲什么，动物啊，植物啊，微生物啊，那种多样性。其实，人文与此相匹配，依然具有多样性。实际上，人类文明，也是一种多样性啊。既然具有多样性，所以说不要轻易的，一分为二，而应该一分为三。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总以为，这个东西起来啦，那个东西就应该趴下。实际上，我们建构了，或者被建构了“非黑即白”的一种观念。哎，脑海之内，很多东西，都在“交战”，“打架”，表现在课堂，或者宿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省自我，“课堂”一度成为“教堂”，自己也成为某种教义的“布道士”。所以，马克斯·韦伯说，保持一种价值中立，大有道理。在研究或者教学中，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加以“斗争哲学”，驱之不散，现实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红卫兵”，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为什么老“打架”？略微思量，很多东西，其实“打架”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但是，遇到对立面，不仅生真气，还要批倒批臭。文革结束四十一年了，看待问题，没有提升到“一分为三”，还停留在“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是我对，就是你对，不是我错，就是你错。你我之间互相争论，只能有两种状态，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类人孩”或者“巨婴国”，大体是不错的。实际上，在两种情形之外，还可能有这种情形：你也不对，我也不对，或者说，你也对，我也对。为什么，都是盲人摸象。你说“大蒲扇”，我说“大柱子”，“大蒲扇”或者“大柱子”，谁对谁不对？若说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都是大象身子的一部分，是这种情况呗？若说不对，“大蒲扇”或者“大柱子”，没有摸到大象的全部。为什么“一分为三”，为什么中国古人要“一分为三”呢？怎么不“一分为二”呢？叩其两端而执其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太有道理哦。体会“一分为三”，执行“一分为三”，我的主张，反对我的主张，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极高明而道中庸。两种对立的主张之间，实际上怎么样啊，中间还有一部分。也许中间那部分颜色比较弱，以至于看不到。看不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的，人又不是全知全能。中间那部分看不到以后呢，就以为在那顶着牛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包括宗教与科学的因缘，顺便说一句，谢学友对科学史，也比较感兴趣，这是科学史一个永久的话题。“传教士”为什么发展了“科学”，宗教裁判所判处布鲁诺火刑，烧死的是布鲁诺，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代科学的星星之火，成为照耀整个世界的燎原之势。这就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因缘。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妙不可言。回眸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现中国“宗教”与“科学”，如影随形。中国的宗教与科学，依然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永久话题。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科学的滥觞，与墨子有着莫大的渊源。墨子是墨学的开创者，这个学派，其实，还是一个准宗教集团，墨子主张“非战”，“非攻”，希望让世界充满爱。难怪有人非要说墨子“祖籍”印度呢？墨子是否和释迦牟尼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徒发展了科学，祖冲之发展了数学，葛洪发展了医学和化学，不妨把视野从“科学”扩展到“人文”，王羲之发展了艺术，至于唐代的李白，发展了文学，有目共睹。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啊，太有意思啦。现在“科学”是“有用之用”，但，仅仅用“有用之用”，想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很长时间，“科学”在“宗教”的襁褓之中，“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科学”萌芽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社会生态中，“科学”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科学”自身不能认定“科学”，为什么啊，因为“科学家”那时候还没独立出来呢，还处于“业余”和“兼职”的状态。“科学家”得怎么样啊，“科学家”就得穿其他的马甲。哎，比如在欧洲，就得穿“传教士”的大袍子。在中国，叮了当啷那个武当山那个袍子。文明史很长时间，“科学”自己不能认证自己，它得怎么样，得通过外力。科学是现代世界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很晚的事，是后来的事儿，以前怎么样啊，是“神学”。科学是第一推动力，那么古代，第一推动力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啊？牛顿就说了，给这个世界找个支点，最后找到哪去了？找到神学去了。牛顿作为大科学家，竟然找到神学去了。历史课本说，牛顿给神学留下了地盘。那么大的科学家，还给神学留下地盘，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科学家的软弱性。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简单，太看不起神学，太看不起神学，总觉得“科学”和“神学”是势不两立的。宗教裁判所烧死了布鲁诺，这是铁的事实，但是，没被烧死的“布鲁诺”，还是多数，就是这些“教士”，发展了“科学”，这里边其实有个“共生”，文明是一种“共生”。 二 文明是一种“共生”，比方说西方某种程度上发展的这种“集团性”，与中国的一种非集团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就是一种“共生”，这要从那个地区的族群所处的生态，进行梳理和分析。梁漱溟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没有说，“集团性”或者“非集团性”，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哪一种文明样式，都是一部奋斗史，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如果有相似的生态，也许会走上一条道路，如果换一种生态，也许，西方走上“非集团性”的道路，中国走上“集团性”的道路。梁先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圆融”。依照赵元任先生所说，言有易，言无难。说中国有什么相对比较容易，说中国没什么相对比较难。中国社会生态，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说中国有什么，相对比较容易，此之谓“言有易”；说中国没什么，要慎重，哪一天，有条史料蹦出来，证明这种说法错了，岂不是前功尽弃，白忙活一场。比方说，说古代中国没专制，没独裁，慎重一点为好；反过来，说古代中国没自由，没民主，也不要斩钉截铁，还是慎重一点为好。赵元任先生的六字箴言——“言有易，言无难”，很是受用，实在高明。梁漱溟先生就下了一个断论，中国人欠缺集团生活，没有集团性。梁漱溟先生不欢迎廉价的掌声，所以，就不要轻易跟在梁漱溟先生后边，摇旗呐喊：梁先生说得好，梁先生说得妙！梁漱溟先生听到有人这么夸赞，也不一定多么高兴，因为，梁先生主张，表里如一，独立思考。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集团性，是动了一番脑筋，经过了一番思考的。梁先生说中国是一种家族本位，在梁先生看来，家族本位，距离“集团性”，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谢学友看来，中国是一种“非典型性”的“集团性”，相对来说，西方是一种“典型性”的“集团性”。中国“集团性”的“非典型性”，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集团性的层次不高，表现在家族本位；二，集团性的烈度不够。依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没有“集团性”，就会背离赵元任六字箴言，中国有集团性，但是，中国的“集团性”具有“非典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跟西方文明相比，中国表现在家族伦理这个方面，非常突出。也不能说，中国一点都没有“集团性”，不能那么说，也许不妨说，中国的“集团性”不够彻底，中国的“集团性”不够浓厚。这里提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中国本身，不要把中国看低了。朱维铮先生有一句话，音调未定的传统，大有道理。要从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国是衍生的，一直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里不妨反对一下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不是一直没有集团性，在易代之际，中国是有着“集团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有着很强的“集团性”。实际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就有“集团性”。晚清“礼法之辩”，劳乃宣先生，就曾从文明类型，阐发中国文明的性格。劳乃宣先生说，中原地区，属于农耕文明，家族是耕种的合适单位，所以发明“家法”；长城以北，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发明“军法”。从根本上来说，“集团性”本身属于能征善战的民族，如果世界充满爱，军事集团，就不会出现。无论游牧民族，还是航海民族，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想一想，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和充满着惊涛骇浪的大海，每个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要想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高度协同一致和同舟共济，在草原上和大海上，可不像农耕地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面对凶狠狡猾的狼群和变化无常的大海，农耕社会的理想，简直遥不可及。不能说所有航海的民族都是海盗，但，不妨说一句，航海民族一定程度上脱离不了海盗的嫌疑。黑尔格喜欢说，想起希腊，就有一种摇篮的感觉，希腊文明来自海上，这句话，大有深意。是否可以理解，希腊文明的丰厚的物质基础，来自于海上，这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于“自由贸易”，还有一部分，怕是就不大光彩了。欧洲文明是离不开海的，从地中海到大西洋，这就是一部欧洲文明扩张史。欧洲文明，从希腊到瑞典，从罗马到英国，挥之不去的，正是海盗的身影。就可以看，维京人活跃时期，北欧海盗，闻之色变，那是不得了的。索马里海盗，不管谁来了，留下买路钱，否则不客气。从大历史的角度，索马里海盗，太小儿科了。大航海之后，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崛起之中，蔚蓝色，海洋时代来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都没有闲着呀！如果说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动物凶猛呀！那么，航海民族，半斤八两，异曲同工，航海民族在茫茫的大海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海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海盗凶猛呀！斗得过海盗，那可不是一般的本领，某种程度上，比海盗还要具有战斗力。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不说也罢。传说中北欧海盗的大本营，瑞典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啊，福利国家啊，高度发达啊。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带有或多或少的原罪吧！自己反省去吧，点到为止！茫茫大海上，不管遇没有遇到加勒比海盗，在一艘船上，是一种军事化的编制，以便遇到突发事件，随时进行应急处置。船员首先服从谁——船长呀。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触礁了，不行了，这时候怎么样，船长就是“舰队司令”，发布命令：爷们儿都得把救生圈让给老人小孩和妇女。不想让出来，也得让，军令如山倒。在紧急关头，大家可以看，危机处理当中，泰坦尼克号的船员要把救生设备让给老人妇女和小孩。不守这个规矩，就会遭天谴，下地狱，明白了吧。不是说中国，公交车来了，不守规矩，能挤就挤，哪管妇孺？关键怎么样啊，沉船的时候守纪律，这个守纪律，是不是守到家了？像海涛学友说的，这是不是一种神圣性，哎呀，我的主啊，这就是神圣性！船长这时候，在上面就是主，就是“主人”，就是“司令”，就是“总统”，就是“牧师”，让大家怎么着，绝对要听从。为什么呢，因为船长下达的命令是最公正，最无私，为什么呢，船长也得将救生设备让出来。可不像中国，哎呀，大姨子，小姨子，七大姑，八大姨，家里人多，咱都弄上，大家一看这个，还会服从吗？所以，集团性怎么来的，毛润之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大有道理啊！“集团性”首先得有纪律性，为什么呢，因为集团性首先得打仗，是个军事集团，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集团性”来自于哪，来自于打仗。遇到海盗容易打仗。少数民族入土中原，骑着马来了，嘎达嘎达，主要干啥，要抢粮食啊。包括成吉思汗它，这是个军事单位啊。包括满洲八旗，本身是个军事单位。集团来自于军事单位，军事单位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兵。兵得怎么样啊，兵得加强纪律性，就得纪律严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这样的吧！当年西方怎么来的，西方中世纪，天主教长期感化蛮族人。为什么骑士特别尊重妇女？骑士想不想有荣誉，想不想有face？想，就得遵从命令，这是规矩，大家看是不！骑士是最小的单位啊，是这样的吧，相当对于中国看家护院的，但，中国看家护院的，可不大手纪律呀，有时候，还调戏妇女。这与骑士相比，可差了行市了。骑士有纪律性，而且纪律性强到一定程度，为什么？实际上，有一点“克己复礼”，实际上，遇到战乱，参与战争，这是很荣誉的事情，荣神益人。西方，很长时间，只有贵族，才有打仗的权利。英勇善战，立有军功，公侯伯子男。实际上啊，来自一种军事生态的长期积淀，在公共生活当中，在组织生活当中，遵守纪律。为什么说守纪律，本身是军事集团的一分子，习惯成自然。中国也打仗，中国也打仗，主要是“被揍”，主要是“被揍”，明白了吧！中国的阿Q精神，怎么来的？鲁迅读古书甚多，不会没有基本的判断。直到现在，历史课本上，还有一种说法——征服者被征服。成吉思汗被征服了，还是八旗被征服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意淫啊！睁着眼睛说胡话。中原地区，主要是种粮食。西方主要来自于哪，来自于海上，当然，首先是地中海了，大航海，把视野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海上军事集团，哦，过了俺们的界了，违约了，海上一个浪头就过界了，大家看是不？昏天黑地的，一个浪头鲁滨孙就到岛上去了。一个浪头就过界了，那海上的不确定性。但是，陆地上，“二愣子”家，“三胖子”家，房基地界限分明，有时候也有纠纷，找帮大哥，发现没有，那个比较清楚。海上没有那么清楚的边界，为什么啊，这就是不确定性。还有游牧民族，天气一冷，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还非得往北边去，去找爱斯基摩人去啊？肯定往南边跑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打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冻死那么多“喜羊羊”，这就是不确定性。所以，竺可桢先生，气象学大师，就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分析中国的物候变迁。特别有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气候是不是也决定经济基础啊，是不是，气候决定冻死多少“喜羊羊”啊。大家看，只要“喜羊羊”冻死到一定程度，不是成吉思汗，也能锻造一位成吉思汗。为什么啊，恩格斯说了，历史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只要成吉思汗喊一嗓子：弟兄们，走，那就走啦！谁想和“喜羊羊”一块冻死啊。有些民族，本身是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的话，不仅仅是需要一套纪律，还有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伦理，或者宗教。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军事集团需要宗教，来感化这个部落，这才有了那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觉得这话，是冲着成吉思汗或者多尔衮说的。文明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兵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南方还是北方，当兵的有信仰。西方当兵的，信什么呀，天主教呀，大家看是不！这个教或者那个教，某种程度上，它们承载了一种天道神性，是一种正义性。那时候不是为国家打仗，不是为朝廷打仗，不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谁打仗，为上帝打仗。中世纪，一僧二兵三工四役，很长一段时间，僧和兵，结合在一块，就成为僧兵了。这不正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社会的基本面吗！为教皇打仗，积极性是不是高？最后有圣战啊。这个社会，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怎么也得有点确定性的东西。中国确定性的东西是——朝廷，但是，朝廷给大家的感觉是特别远，天高皇帝远。它是一种确定性，但是，这种确定性，有和没有差不多。梁漱溟先生就说，中国有一种非国家的取向。但是呢，中国就有这种确定性，就是所谓“大一统”这东西，中国不管怎么样，以“政”来统“教”，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朔之分，含糊不得，但，宗教之间，不妨多元，最初，也许是大地域共同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应对之策，天长地久，反倒成为“生存智慧”，这才有了儒道释三教合流。比方说在希腊，确定性是什么，是几何——点线面体。在希伯来，确定性是什么，是上帝——犹太教。一神教，实际上是在亚洲诞生并传播开来，亚洲是世界宗教的大本营。佛教是不，琐罗亚斯德教是不，犹太教是不，祆教是不，道教是不！亚洲作为世界宗教大本营，实至名归。就说犹太教的经典——圣经，经过改良之后，接续成为天主教、基督教的经典，在阿拉伯地区，犹太教的经典，还启迪了穆罕穆德，成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令人诧异的是，不说自己的宗教，受到犹太教的启迪，也就算了，还将犹太教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一神教”的一种不是了，唯一性，意味着一种排他性。“集团性”喜欢与“唯一性”相互依托，也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军事集团和宗教集团，都具有排他性，集团就得有排他性，是一拨儿，就是自己人，不是一拨，就是敌人。毛润之不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打仗首先得看衣裳，穿的一样怎么打，头发一样，服饰一样，这不是自己人吗！穿的一样就没法打。洪秀全那个“天兵”和清军的那个官兵，都梳着辫子，衣着也相同，怎么打，就没法打了，这不是一拨的吗？所以，洪秀全的天兵就得想辙，披头散发，不梳辫子了——长毛，洪秀全的天兵是长毛啊！长毛看到对方，远看服饰不一样，近看留着辫子，拔剑便刺，挥刀就砍，这就是集团性。集团本身带有排他性，它是一种排异，用什么来确定，用宗教来确定。宗教是这个文明的“定海神针”。等于说，先确定了宗教这个东西，再确定其它的东西，以“教”来统“政”。可以没有国家，可以没有部落，但是，不能没有宗教；国家可以改变，部落可以改变，但，宗教是万世一系的，等于说宗教的唯一性。这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种“大一统”。有一个主教，世界上很多人就信，这是怎么样，这是以“教”来统“政”。教皇有一个，朝廷可以分裂，大小无所谓。千万别成立国家，成立国家干嘛啊，给教皇添乱。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地方的孩子，经常上“最后一课”，孩子们上完课，听到老师说：孩子们，明天就不要来了，不上课了，这是最后一课。经常上最后一课，此地的孩子也能接受，这后面有宗教的支撑，只要过来以后，不改我的“教”，就可以接受。明白了吧。国家也是一种“个性”啊，教皇不是不允许大家有“个性”，大家的“个性”，体现为“教民”，该多好呀！非要说自己是某个国家的“国民”，非要说自己有利益需求，那可不大好，有了这种心理，时间长了以后，保不齐发生文艺复兴，也保不齐搞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当然是“个性”的勃发。这对欧洲的定海神针——宗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中国是所有原则的例外，中国实行的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大一统”，以“政”统“教”。比如说在中国，不管是成吉思汗，不管是多尔衮，来了我问他，我还是中国人呗，他说是，是我接受；那我还交粮食呗，交，比起以前交的多还是少，少，OK接受。为什么啊？入中国则中国之，入夷狄则夷狄之。按着中国的方式，比方说你考科举，按着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治国理政。中国人不接受，成吉思汗的后代，铁血政策，高压统治，进行初步的磨合，也得接受呀！文明史上，不止是落后就要挨打呀，中原地区先进，不是照样挨打吗？依照鲁迅的说法，元朝和清朝，岂不正是做奴隶做稳了的时候！中国这种类型的“大一统”，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多见，中国以“政”来统“教”。中国的正朔之分，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体现了古人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宗教往往是多元的，在西方，国家往往是多元的。西方国家可大可小，变着玩。中国可不一样，掺和着，各种“教”来吧，啥好用用啥。中国人的“非集团性”极强，不是没有集团性，少数民族入土中原，就带来了强烈的“集团性”，“集团性”有两种指向，对外和对外。蒙古占领了中原地区，把人分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要有集团性，一圈一圈怎么回事，它就把人分等，这是具有平民色彩的中原地区民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中原地区，向来是从家族伦理来分，一圈一圈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中国人分等，遇到一个问题，分着分着就分不出来了，因为，出了五服了。中国文明建构在血缘之上，但，血缘不足的地方，发展到了地缘。把人分等是不对的。但，“集团性”强的地方，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贫富之分，这倒是可以，挪威瑞典发展的那么好，福利那么高，依然有贫下中农呀！据说挪威瑞典的贫下中农，比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滋润，住房、教育、医疗保障，不得了。欧洲有贵民，有贱民，有贵贱之分。但是，把中国人分成贵贱之分，就受不了，为什么，均贫富，等贵贱，主要是——等贵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能有贵贱之分。但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蒙古人来了，就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把人分成四等，“南人”就不服气了，凭什么我们是第四等？满族来了，严满汉之大防，到林则徐禁烟时，还防着呢。中国的士农工商，也分了，中国的士农工商，也不是论等啊。中国的士农工商，农啊工啊商啊可以转化为士，通过一定条件可以转化的，但是，“士”这个阶层不是封闭的，可以说，谁不是“士”，但，不能说，谁永远不能成为“士”。小户人家，有一位读书种子，自学，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可不是神话和传说。想加入这个阶层，然后，怎么努力也加入不进去，这倒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阶层是闭锁的，不向社会开放，这就是集团的排他性。比如印度贱民，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前边那几个。进不去，就是说从DNA就失败了，投胎投错了，那就分等。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强化等级之间。至少从教理上，宗教不应该强化等级，这个婆罗门教，太邪门了，没有想到的是，印度贱民，在那里，还有些甘之如饴，真是匪夷所思。印度把人分等，贱民还得承认自来贱，俺们是自来贱。印度的国情，让人看不懂啊！那谁能这么认可，中国人就不这么认可。凭什么陈胜吴广就是贱种，秦二世就是贵种？俺们不认可，揭竿而起，拿个粪叉子把秦朝插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凭什么那样啊！这里边啊，一个社会，总有一个轴心。中国的轴心是“政”，那就以“政”统“教”，欧洲那边的轴心是“教”，就以“教”统“政”。欧洲，国家大小无所谓，只要不让改“教”就行了。“中国”是不要改成“外国”就好了，中国地儿挺大，问题不少，但，那也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只要不改成“外国”就好！成吉思汗来了，高压态势，不管有没有条件，反正是接受了成吉思汗子孙的管控。但是，把人弄成贱等，老百姓不大容易接受。因为集团意识不强，所以，不大有国家情怀，鬼子入侵，无恶不作，只好奋起反抗，保卫家乡，保卫和平。中国人自卫的时候，才显得中国人的团结性，就是同仇敌忾，但是，毕竟没有集团的根底，同仇敌忾没几天，中国人就开始乱了，“楚云飞”、“李云龙”，就开始互掐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态，使得中国人不可能自觉地进行集团性训练。非得到没办法了，就是把田地破坏了，把族人祸害了，恼了啊。如果田地没被破坏，家人没被祸害，依仗着那点生存智慧，还得给人合作啊，是这样的吧！别人家的人被祸害和俺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俺们家人没被祸害。如果俺们家人被祸害，那就不干了，俺们投“楚云飞”去，或者“李云龙”去，要不然拉起一支队伍，想办法对付鬼子啊。再一个。非得说中国人有奴隶性，呃，也对。举目四望，校园内外，到处能看到“奴性”。为什么啊？赵元任先生不是说啦，言有易，言无难；非得说中国人没奴性，也对，从哪都可以找到。人家孟子，吾养吾浩然之气，谁说孟子有奴性。国王，过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是亲近“士”啊；到你那里去，那就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中国是所有例外的总和，在中国，所有原则都成例外，放之四海而皆准，到了中国，极有可能失效。就是一加二等于三，在中国也能变，中国特点的数学——模糊数学。这个特别有意思，别轻易说中国没什么，如果轻易的说，中国没什么，最后会发现，中国有而且还很多。诸位学友，以后写论文，做演讲，千万别轻易的说“中国没什么”。当然，说中国有什么，也要慎重，信口开河，那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下一番工夫，读书思考，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中国“集团性”的欠缺，实际上是一种“非集团性”取向。但，也不排除，“集团性”在中国的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复杂性。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啊？多尔衮是不是中国人啊？元朝和清朝不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啊！正统的历史学家，不认可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有一种说法，宋朝之后，华夏就没有了。明代的话，也就是四百多万平方公里，要承接明代的地盘，现在，最多也就是三百万平方公里。清末民初，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不平等条约，清朝割地赔款，大家发现没有，割了地，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啊。要在明朝的基础之上，不割地，不赔款，最多也就是四百五十万，割地好呢，还是不割地好呢？这是中国的囚徒困境。 三 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刘慧玲学友在席明纳，梳理了两回。4月24日一次，今天（5月20日）一次。学界把梁漱溟先生当成新儒家的开端，以为梁漱溟先生念兹在兹，让中国人发扬光大周孔教化，这也不能算错。但是，这只是梁漱溟的一个方面，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另一面”，从事乡建，组建民盟，主张宪政，有意无意，被遗忘了。如果没有“席明纳”，没有读书会，今晚会在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参加梁漱溟和孔学重光的学术研讨会。谢学友水准高低，另当别论，去到那里，定能活跃气氛，大喊一声：梁漱溟先生可不仅仅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先生还是一个宪政先驱，民主斗士。梁先生的心思是，打倒了孔夫子，中国建设现代化不见得更容易，有可能更不容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文化运动当中，确实有一派——国故派，认准了一个道理，中国传统怎么样，中国传统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中国有好东西，自古就好，很多老先生都是这个样子的，究竟为什么好，是不能问的，问为什么好，就已经站在鬼子的立场上了。中国人一定要注意，坚定信念：中国就是好来就是好，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好来就是好！中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毛润之时代，穿越到文化大革命，引吭高歌，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反革命，不能问。呵呵呵……别看一两句话，但是，铿锵有力，现在曲子套用，歌词已经改了，也算是另类的“旧瓶装新酒”——传统文化就是好。梁漱溟先生非常高明，属于非常冷静理性的保守主义者，“西人所长，吾人所短”。平心静气论述中国人的短处，这是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说，老先生启迪之处就在这里，实事求是。并不是说，睁眼瞎说，中国这个比西方好，中国那个比西方好，不是这样。客观看待：奥，中国有长的地方，西方有长的地方，中国有短的地方，西方有短的地方，特别符合辩证思维。比如有一老先生——费孝通，准备下一回，由王红芳学长，聊一聊。费孝通晚年说过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东方说东方文化好，西方说西方文化好，这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西方说东方文化有魅力，东方说西方文化有魅力，美人之美，吸收借鉴外国文明啊。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先生很明确：第一，不反对白话文，第二，赞扬民主，第三，赞扬科学，第四，赞扬现代生产技术。梁先生支持新文化，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是一拨的。梁漱溟先生一生，有两大主旨：顺应世界潮流，发扬中国文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国故派”主张发扬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既要顺应世界潮流，也要发扬中国文化。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是一分为三吗！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中即西，非善即恶，这都是“一分为二”造成的祸害。最有意思的是，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越能接受“一分为三”，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深陷在“一分为二”的泥沼不能自拔。特别是知识界的左派、右派，其实是极左派、极右派，连左派和右派里面的温和色彩，都不能接受，文革红卫兵的毒害，何其深也！梁漱溟赞成民主，赞成科学，但，梁漱溟也赞成孔子，为这件事，跟陈独秀、李大钊“干仗”，何必把孔子说的太坏呢，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没有搞好，搞责任追究，没有问题，但，没必要追到孔子，把孔子“拉黑”，凭空认定，孔子挡住新文化的道了。孔子在春秋时期，创立私学，编辑图书，其实就是一种“新文化”。孔子也要承前启后啊，是这样的吧！孔子是喝着什么奶长大的啊，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守先待后。大家注意，孔子本身，不是“保守派”，而是“革新家”，这才是真实的孔子。在社会大巨变中，孔子再三再四，吾从周，吾从周，号召大家克己复礼，看似是一位“保守派”，实则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发扬优良传统，汲取变革的精神滋养。其实，传统有生命力，不用守，也守得住。京剧昆曲有生命力，不用中国非物质文化传统遗产传承人守着。郭德纲的相声，恢复了相声小剧场的传统，涵养了水土，激活了相声生态。非得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整天挂个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懒得去公园，给老头老太太唱，只想给“中南海”唱“堂会”。一群人活蹦乱跳的，没有必要挂个牌牌，是这样子呗？非得挂个牌牌，证明没有生命力了，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李零先生说了一句极端的话，如果那样的话，“国粹”就是“国渣”。西方化不了的东西，西方认为是“渣”，中国则说，谁说是渣——“国粹”，这样一来，“国粹”就是“国渣”。比如说中医，西方化不掉，中国说是“国粹”。今年有一桩趣事，徐晓冬那小子一拳把太极大师打蒙了，是这个样子吧！多少太极大师在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大师被揍，国家尊严，传统脸面，广大劳动人民能干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能干啊！武林要开大会，华山论剑——哎，这小子，太狂妄了。李零先生这话吧，说的有点极端，但话糙理不糙。“国粹”往往是“国渣”，就是什么意思，西方的东西化不掉。看到没有，有太极，有武当。再一个怎么样，中医在近代中国，命运不济，总有些人想取消中医。但是，梁任公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准备写中国文化史但是没有写成，割腰子割错了，医疗事故啊，头死的时候对家人说：别说啊，我是变法维新的人，别说。家属就没说。为什么啊？那时候啊，“西医”刚刚站稳脚跟，梁启超割腰子割错了，中医大师听到了，有可能据此对西医发动新一轮进攻。后来，毛润之时代，毛润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干出不少荒唐事，反右，四清，文革，但是，毛润之有一点做对了——中西医结合。有一个屠呦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医疗卫生部门，依据毛润之最高指示，进行消灭疟疾的大兵团作战，年轻的屠呦呦就在其中。屠呦呦取得的成绩，具体印证了中西医相结合，是很高明的。屠呦呦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家里就是药铺，后来学了西医，但，中医典籍并不陌生，屠呦呦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葛洪的教导，葛洪说，用凉水弄，屠呦呦就弄凉水试验，结果弄成了，这个非常有意思，中西医相结合，某种程度上，校正了中国没有医学的偏见。西方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医学啊？现代医学所要求的严格的实验，中医没有。这里，谢学友建议：将“中医”改成“汉医”，为什么？因为给人感觉，“中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医学，有一种“外医”的感觉，但“藏医”，还有“蒙医”，还有“瑶医”，本身都是中国的啊。在我看来，“中医”应该涵盖“汉医”、“蒙医”、“藏医”、“瑶医”，各种民族医学。这里就有医学生态的多样性问题，没有必要“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梁漱溟先生就看到了生态的多样性，没有那么狭隘，超越了那个二元对立。这里边就可以引出包括“宗教”与“科学”，包括“集团”和“非集团”，包括中国的“人情”和西方的“法治”。“法治”可以看到，本身是一套纪律，某种程度上，西方的“法律”不仅来源于是“宗教”，但是，中世纪增加了法律的神圣性。所以，为什么说，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这句话，大有深意，西方的法律渊源，要追溯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历史。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有着很长的历史，不妨把镜头向中世纪延伸。第一，有宗教，宗教里有戒律，大家要遵从这个戒律，大家要守规矩；再一个作为一个世俗的国家，大家要守规矩。以前呢，以前有“教民”，“教民”不大在乎“国民”的存在。现在有“国民”，也有“教民”。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中国没有很强的“国民”观念，与什么有关系，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没有关系，梁漱溟先生还“埋怨”过，中国非国家的取向；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在西方，“国民”也是晚近的事情，千年中世纪，都是“教民”。那与什么关系大呢？与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态关系大。就是什么东西，找坏的就找到传统上去了，找好的就找到核心上去了。计划生育国策，执行正酣的时候，可没有少埋汰孔子，孔子怎么样，怎么样，言外之意，老百姓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积极，受到孔子的不良影响。孔子对祖国的贡献有多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贡献太大了。就是，一窝一窝的，你杀不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文化长在人身上，千万不要在人之外去寻找文化。大家注意，书里的文化，都不是“真”文化，都是对文化的“臆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做梦，生活中的文化才是真实的。老太太喜欢过年，年味就浓，有的地方年味淡，是这个样子的吧。传统深厚的地方，年味就浓，传统急剧流失的地方，年味自然就淡了。很多时候，说中国不好，大家注意，没有考虑现实处境。比如说中国人不守规矩，就是没有制定规矩，或者制定规矩的人，不守规矩。大家你看看，制定规矩的不守规矩，希望老百姓守规矩。“政法王”到法庭上竟然说自己法律意识淡薄，遥想当年，“政法王”到处给大家普法：最关键是老百姓，大学生一定要守法。“政法王”身边的，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俯拾皆是，居然忘记了给政法委书记普法，可笑呗，是这样的吧！说起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时，主事者满脸愁容：由于受“封建”社会影响，人们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如果那样的话，就得从“基因”找原因啦，岂不是中国人投错胎了，中国人守不了纪律啦，中国人过不了集团生活了，中国人没有公共观念了，中国人不能过组织生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了。其实，以上这些理由都不成立，是什么啊，是现实处境，改变了那种处境，按照那种法律制度安排，实际上，可以走出来。那以前，以前呢，都是“非集团性”的那种生活观念，中国人对“集团”，确实存在警惕之心。君子“群而不党”，只要一说结党，必然是“结党营私”。法治什么的，就是“集团性”本身带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胎里带”。“集团性”本身就是组织啊，法律啊。比如说，所有人都信教，谁不守“教规”，就得被受收拾，收拾到什么程度，有纪律的啊，这是“集团性”本身带来的。而中国呢，有着绵长的“家法族规”，但是，在“家法”和“王法”之间，是不是有广阔的空间？怎么办啊，看着办吧，大家看是这种情况呗，那看着办，有可能往左边看，有可能往右边看，大家看是不？实际上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中国要由“非集团性”，过渡到“集团性”的生活，那就得守规矩。大家看俄罗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时候，排队买面包。七八点钟，天还黑，寒风凛冽之中，人家排队。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愿意加塞，不喜欢排队。这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吧，人家有东正教，是这样的吧。俄罗斯转型时期，不能承受之“重”，人家就承受下来了。就是人家生活，公交车，买面包，该排队就排队，是这样子的吧！中国呢，还没建立这种最基本的秩序。总得有一个开头啊！总是听到主事者说，老百姓没有纪律观念，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还是老一套：最关键的是教育老百姓，让老百姓知法用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现在建立“集团性”的体制，就会有与“集团性”相匹配的这种规矩，这种规矩建立以后，那就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埋怨的时候，埋怨中国传统，感恩的时候，感恩党和政府。什么东西弄不好，就会埋怨孔子，那什么东西好的时候，一带一路啊，是不是也得感谢孔子啊。一个道理啊，为什么，世界上的“点赞”和“拉黑”是相匹配的，对传统全“拉黑”，对现代全“点赞”，哪带这么玩的啊！等于传统时不时得给当代中国背黑锅啊，背到什么时候啊！在我小的时候，传统文化就为现实处境背黑锅，改革开放以后，继续背，包括计划生育，就是怎么样，高王凌和李零所说的，倒霉看反面。别把古今看的失衡，别把古代看的特别不好，与其相匹配，也不用把古代看的特别好。相当于，不要把现在看的多么不好，也不要把现在看的多么好。现在有现在的处境，天花板处境，达摩克利斯之剑，古代有古代的处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比的过清朝，为什么呢，清朝的科举制就读四本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何时考政治课呢，康熙思想，雍正理论，乾隆三个代表，举子不必学的，孔子和孟子的指示就OK了。再一个，中国和外国，不要倾斜，古今中外不要倾斜，为什么呢，平常心嘛，对吧。不要轻易的说所有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佛教就不是从欧美来的；也不要轻易说，所有坏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所有好东西都是中国自己的，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偏颇。今天的“席明纳”，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交流的效果，是这样的吧？大家参与其中，挺有趣的。大家尽情尽兴的交流，我觉得今天达到了有史以来，“席明纳”的最佳效果。首先，刘惠玲学友梳理的好，是吧。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大家伙听得特别明白，特别明晰；再一个，大家有问题意识，充分调动了“当身历史”就是怎么样，较劲的地儿，大家拎出来了；呃，再一个，谢学友相对比较低调，先前我没说，大家说的就相对多了，畅所欲言。这是一个成功的“席明纳”，这是一个胜利的“席明纳”，这是一个团结的“席明纳”。 （2017年5月20日，《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席明纳”所做发言，录音整理：河北科技大学2015级裴海涛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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