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假日有感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发布时间：2017-05-31
摘要：华淳醉语 手持鞭杆市内游此地熟悉又陌生想来到此六年多我为儋州做什么？一边走，一边问微微觉得满面羞一地工作能几年可否力尽己清楚 百姓待我何等好我待百性也用情天南海北一个样为人贵在心热诚看看广场农展馆西部产品皆一流多少好货出此地货畅其流百姓福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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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淳醉语 手持鞭杆市内游此地熟悉又陌生想来到此六年多我为儋州做什么？一边走，一边问微微觉得满面羞一地工作能几年可否力尽己清楚 百姓待我何等好我待百性也用情天南海北一个样为人贵在心热诚看看广场农展馆西部产品皆一流多少好货出此地货畅其流百姓福来到儋州置一房看看装修怎么样简简单单合我意来日搬到这里住漫无目标走啊走走到餐馆喝点酒一碟花生二两酒一碗米饭下了肚海南还是气候好养老还是这里优中午太阳有些烈出些汗水排排毒回到公寓睡一睡一觉睡到七点多朋友邀我喝些酒睡不着来把戏听如此一天又过去神仙日子乐忘忧明日又到哪里去暂且还未想清楚哈哈待续附：鹤也：你知道什么是“端午精神”吗？2017-05-28 端午原为纪念伍子胥而设，并非为屈原。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此谓“端午精神”。端午节，作为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她所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粽子，还应该有我们不应丢弃的“端午精神”。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夏历中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到了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记·伍子胥列传》）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东吴之俗，端午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屈原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经历：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博闻强志，既能治乱，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又辞令娴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井井有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大怒，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长达375句，2500字的抒情长诗《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两千年中国文学史。其后，日益偃蹇的国事已与屈原无关。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边。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远的江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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