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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是阶级斗争或阶级统治的工具”；4、“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现象” ；5、“法与阶级共存亡”；等等，这些说法跟上面是一个意思，实际是同义重复，循环论证。“有阶级才有法，没阶级就没法，因此法就是统治阶级意志，……”它的一个根本点，是不懂法与阶级、国家之间关系，不懂法的本质，却总是把它们一样看待、混为一谈。其理论目标，是将法完全工具主义化，变成可以随意运用的“刀把子”。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种工具主义要要害，是实际上剥离了法律与法的真正主体----人民或全体公民之间的根本联系。 要破除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片面理解、过度迷信和迷恋。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从未主张要一切永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崇拜者和痴迷者。“时时处处都要讲阶级斗争”是一种片面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即便如毛泽东所说，“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么即便打上了“烙印”，也不见得整个思想文化就全都是阶级的，没有人类的、民族的、区域的、性别的、行业的等等其他特征。就像我拿火钳子在马屁股上烫一个烙印，那马并不会因此就和火钳子具有了同样的性质、形象和地位，不会就此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烙印当作标签，给整体定性。我们无须盲目地、过度地夸大和崇拜阶级斗争，只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它。 怎样是实事求是？马克思给魏德迈信里的三句话，说的非常明确，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经典：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第一点是说，只是当生产发展起来又不很发达的时候，人类才分化为对立和对抗的阶级。顺着这句话再继续想，要消灭阶级，也得靠生产的发展，靠生产力的进步； 第二点是说，有史以来一对一对的对抗阶级，彼此斗争下来，最后将终结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型“专政”； 第三条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巩固阶级，而是为了消灭阶级，进入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的时代。到那时，人类将结束自己的“史前期”，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 完整理解马克思的三句话，就看不出该把阶级斗争那么绝对化、普遍化、永恒化的理由。而维辛斯基法学恰好根本不是依据马克思的思想和逻辑。 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文件中讲的：对于确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要用阶级的观点去看；对于不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要硬套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说，我们既不是崇拜阶级，也不会无视客观存在的现象。那就得弄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要用阶级的方式去解决。好多问题就是从基本概念开始。我讲价值的时候说，价值具有主体性，但主体并不是只有阶级，个人、群体、民族、不同的行业等都可以是主体。“馒头的营养价值没有阶级性”，是对于吃馒头的人而言的。而阶级并不吃馒头，所以馒头的营养价值没有阶级性。这并不是什么怪事难事。但若不走出阶级主义的思维方式，你就没办法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来。 苏联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很多不良遗产，有的影响很深。哲学上，以前马哲界也有个“日丹诺夫定义”，说哲学史就是两个“对子”（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这是用类似阶级斗争的思维，把所有的哲学观点分类排队，区分“敌我”。这就导致对哲学史的一种简单粗暴态度。我国哲学界率先超越了日丹诺夫定义，重新界定了哲学。 法学界对维辛斯基法学的问题似乎还需要充分讨论，特别是讨论怎么纠正它。然而有的干脆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抛弃了，转而去寻找西方的法学；有的虽然在内心深处无法摆脱它，但也无法旗帜鲜明地讲下去。这样一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显得声音微弱，甚至无声无息了。从根基上讲，就是受了这个维辛斯基法学之害。我想，马克思要是活着，他肯定不会承认那是马克思主义。只能算是维辛斯基主义，或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 四、马克思的出发点和根据：人的存在与社会关系 那么马克思到底怎么看待法、法律、法治？我觉得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看，理解法的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怎么看“人”。马克思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这一点入手，马克思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马克思说：“我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如下的结论：法的关系，也像国家形式一样，不能用它们本身来解释清楚，也不能用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清楚；恰恰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黑格尔曾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把这些关系的总和称为‘市民社会’。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340页） 他认为：法律“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29页） 就是说，法律产生于人们相互关系中的某些需要和某些利益。理解法的内容，必须要回到现实中，理解现实，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即人和人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 恩格斯也说：“这种具有契约形式（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的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3.102页） 马恩一再如此强调，是与马克思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有关的。他从林木盗窃法案的官司开始关注法律的深层基础。对法律的深入批判研究，使他走向了哲学和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他的哲学的立足点，就是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回到人，回到对人的理解上来。对阶级的理解从属于对人、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在阶级社会里，法当然跟阶级有关，但这并不等于阶级就是永恒的。人才是永恒的主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