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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于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节中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放置于一起，统称司法机关。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认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而只有判断”，我国学者孙笑侠也早在1998年提出：“司法权以判断为内容，是判断权；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是判断权也成为了本轮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点。 曹建明检察长2015年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讲到“检察权既有司法属性，又有行政属性，还有监督属性。”（曹检讲话参见《检察日报》2015年7月12日第一版《集思广益共破改革难题》）应当说，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行政属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后，检察机关的职权可以主要划分为刑事检察权、诉讼监督权。诉讼监督权是检察监督最直观的反映，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柔性监督，体现了一种监督属性。刑事检察权包括公诉权、审查逮捕权（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司法请求权，交由检察官行使，这个观点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有共识，公诉权具有准司法的属性。个人以为：审查逮捕权应当说是检察职权中最具有司法判断权属的一项权力，侦查监督部门检察官行使审查逮捕权时，其角色定位与西方国家的治安法官极其相似。 但是我们要知道：司法权是判断权就必须要赋予司法者中立性、专业性，同时必须要体现程序性、亲历性和公开性。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检察官员额制度可以解决专业性、亲历性的问题，但是中立性、程序性、公开性的问题如何解决？原有的封闭性、书面性、单方性的“行政化审查程序”能不能向“司法性审查”方向转化其实最终决定了审查逮捕权的归属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批捕权问题，早在上一轮2009年司法改革中就曾有过争议，兹事体大，容许我引用发表于2009年9月10日《南方周末》的《职务犯罪批捕权改革内情》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不是检察院不想放，是法院不愿接” 作为结束语（职务犯罪批捕权改革内情全文见详见链接），当然，必须说明：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职务犯罪批捕权的问题，但是仍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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