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照下的察举制——汉代察举制的启示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22
摘要：转载研究 张毅 学习时报举凡典章制度、仪轨律令乃至天地万物，多为利弊交织，明暗互见，只论其得失，不置确评，依旧是“和稀泥”式的各打五十大板，难得要领。因此，将察举乃至整个汉代选官制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审视，更能体察其价值与意味。 汉较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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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研究 张毅 学习时报举凡典章制度、仪轨律令乃至天地万物，多为利弊交织，明暗互见，只论其得失，不置确评，依旧是“和稀泥”式的各打五十大板，难得要领。因此，将察举乃至整个汉代选官制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审视，更能体察其价值与意味。 汉较之于前代的制度反拨与创设 也许少有论者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汉朝之于前代，是终结与断裂，之于后世，是开元与创制，承前启后之际，制度的“维新”意义自是非凡。 周代，以宗法、分封立国，“世卿世禄”的血缘世袭制度大行其道，政治基本是贵族的游戏，沉溺于上层的封闭运转当中。代周而起的秦代，其统治仍延续着五百余年的王侯国脉，是贵族政治的一次不完全的自我蜕变。而在商鞅变法后的百多年征伐中，为剪灭六国，秦国已成为一架高效运转的耕战机器，“军功制”盛行，孔武有力者获得了进身之阶。 西汉的创建者，多是原为小吏平民的中下阶层，即所谓“布衣将相”，与周秦的贵族基因大异其趣。但其立国之初的权力格局，实则依旧是“军功制”的直接体现。因刘邦的王朝来自于战争，他不得不对支持他获取天下的军事首领以裂土分疆的酬劳，封王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任官、赋敛、征兵、施政的全权。事实上，初创的西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更像一个列国并立、以汉为尊的“邦联体”，各国封君与刘邦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是盟友的意味更浓。 将土地、民众、财富、权力等几乎所有资源以单一的军功原则进行分配，其危害之大是可以预见的：一是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固化，使得阶层流动通道狭窄，支撑统治的土壤浅浮，不易于筑牢王朝根基;二是资源、权力与武力的高度结合，极易滋生离心自立倾向，发生叛乱的概率很高。刘邦称帝之后，戎马倥偬，席不暇暖，几乎都是奔波于平定诸王叛乱的征途中。由此可见军功制祸患之深。 当异姓诸王被消灭后，汉又大封同姓诸侯，实则又回到了血亲世袭的老路上。但汉代前期，同姓诸侯王的分裂倾向、谋叛活动并未止息，“七国之乱”更是一次暴戾的显性爆发。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央若想获取稳固的向心力，维护自身权威，其解决路径并非任用同姓异姓之别，而是权力分配、资源流向的制约与理性，而这就需要制度上的创设与保障。 以察举制为代表的汉代选官制度，即是鉴取前代得失，摈弃了较为单一的选官途径，以多元标准举德荐才，极大地拓宽了人才上升的通道，使得权力与其他资源的分享覆盖范围大为增广，持续强化了官僚制，保障了王朝的长治久安。 中央集权进程中的制度工具 由裂土分疆的“邦联体”走向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汉代的发展脉络实际上是权力、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包括察举在内的各项措施扮演了制度工具的重要角色。 从汉初“郡国并行”，官僚制对世袭制有所妥协，到文景时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七国之乱后将王国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再到武帝时，大行推恩令，强干弱枝，西汉持续推进着权自上出的坚定理念，直至将自身锻造为一个真正的中央帝国。 在诸多支撑中央集权的顶层设计中，选官制度发挥着独特的价值。 中央若要集权，必然要与地方势力博弈，实则是两者争夺各种资源的过程，而人才作为核心资源之一，势在必争之列。 武帝时，在通过察举、征辟来吸纳全国人才的同时，还颁布了“左官之律”及“附益之法”，对于服务于王国的官吏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对其升迁转任多有限制，因而有才之士为了政治前途，多舍藩王而趋中央。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央、地方争夺人才之烈。 汉至武帝时，中央集权方才大功告成，而包括察举在内的各种制度之完善亦在武帝时，并非偶然。史学家许倬云说察举制度“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力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可见通过集聚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打破了血缘、地缘藩篱，为统一提供了强韧的联系纽带与内在动力。 除却为中央吸纳人才的物质功能外，察举制也起着传布“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精神功用。 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建议将持法家、纵横家两派学说的举贤良者罢除，并获得认可。这实则已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先声。后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一建议获得武帝采纳，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由此设立。这一将养士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在改善候补官员素质的同时，更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灌输到官僚阶层中，为中央集权构筑了意识土壤。 制度供给与时代需求 如果给某一制度的优劣是非以一个明确评价，笔者以为还是要从制度创设与时代需求的关系来看待，方才能获取一客观的基点。 一项制度的出现，其动能乃是现实需求所致。如果能有效解决当前问题，那么可以说这个制度就是适用的、较好的，如果再提高些要求，某项制度在满足现实需求的同时，还能成本低、稳定性强，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一种优秀的、高效的制度了。 以此来衡量察举制之优劣，就得看它是否高效应对了当时的历史课题。 汉代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避免亡秦之祸，令王朝长治久安。在中央集权的同时，为天下打开进入权力之门，便是当时最为合理的因应之策。以察举制为代表的选官制度应时而出，邀集天下英才，为国举贤任能，澄清吏治，巩固统一，深深嵌入了国家治理的肌体，确实较好地回应了时代的课题。正如《汉书》所言：“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们由举荐而显达，固然有个人际遇的偶然性，但根本上还是时代造就的。 时代非一成不变，需要面对的课题也在与时俱进，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某种制度在设计之初，便能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状况有所预见，并提早安排，已是颇具长远眼光了。察举制能绵延两汉四百年，其韵脉更历久不绝，证明其蕴含着相当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因而理当获得较高的评价。 制度为历史所催生、积淀所育成，其存在理当回应时代叩问，解答当代课题。可以说，强大的制度供给和创新能力，也应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两千年后，汉代察举制带给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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