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法治GDP 新“政绩观”的指标体系

网海拾贝马怀德：法治GDP 新“政绩观”的指标体系 “法治GDP”概念新鲜出炉——法制日报编者的话　　GDP，一个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的传统经济学指标，它一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二价值圭臬与评价依归。但这个似乎过分物质主义的经济学术语如今却日益面临着经济外部性问题的逼仄，使得它在概念内涵与外延上不得不寻求突破，近年来逐渐热络的“绿色GDP”便是这种突破的突出代表者。近日，“法治GDP”的概念又新鲜出炉。　　11月11日，在一个由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法学会，以及来自全国21个百强县(市、区)的行政官员、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县域法治化”高层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提出，“应将法治指标与经济、社会指标等共同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提升县域法治建设动力”。此言一出，即被敏锐的媒体称为“法治GDP”。为此，本网邀请该概念的“发明人”马怀德教授详为解说，敬请关注。法治GDP，新政绩观的指标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才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经日臻完备，立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法律的实施仍令人堪忧，呈现出冷热不均的尴尬现状。　　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依法维权的热情日益高涨，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依法维权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法治需求，而社会公众的依法维权实践又客观上推动了法治进程；另一方面，公权力主体的法治观念和水平有待提高，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法治正在艰难推进。相当一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还处于被动应付法治要求的状态，尚没有形成主动推行法治的客观环境和制度保障。加之推行法治触及执法者的根本利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严重，这些都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热情形成了明显反差。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终难以落到实处，从而直接威胁到了法治的权威。　　法律难以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推行法治的动力。如何推动法治发展，为法治注入强大的动力？仅凭公众日益高涨的维权热情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以GDP为主要考核标准的政绩评价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假设政府和官员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无所作为，放任市场自行发展，我们很难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各级政府及官员们在追求高增长的GDP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标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如果在我们现行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那么，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而必须顾及包括法治在内的其他指标，推行法治才能够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但是，经济的发展与法治的发展是不同步的，经济GDP与法治GDP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大多数情况下，推行法治被视为是阻碍经济，束手束脚的力量。于是，很多地方出现了违法追求经济发展，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比如明知污染企业违法，但是，为了追求GDP，仍强行上马污染项目；比如明知是违法行为，为了造“富”一方，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仍放任其自流，疏于监管。法治成了很多官员碍手碍脚的“劳什子”。必须看到，以牺牲法治换取的经济发展是短期的、局部的，甚至是后患无穷的。从长远的发展看，强调科学发展观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更要关注法治发展。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　　还应当看到，反思传统政绩观的同时，出现了包括绿色GDP在内的各种新的指标体系，指标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也引发了人们对指标体系无限膨胀的担忧。但是，不管有多少种指标，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为此，我们呼吁，尽快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树立起新的“政绩观”，让法治GDP成为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强大动力。资料来源：2007年11月22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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