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加良接受《山东大学报》专访谈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与友交流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体会——专访法学院副教授刘加良作者：曲亭亭出处：《山东大学报》2016年9月日第2版　　刘加良一直以“少有教不好的学生，多有不会教的老师”为教学理念，辛苦耕耘于教学第一线。在本次访谈中，刘加良结合当下实际，谈了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体会，并针对学校、法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一）继承中国古代思想精华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减少适用死刑、加强社会治理”等法条可以看出，刑事法网变得愈发严密，越来越多的行为被纳入犯罪评价当中，犯罪圈在扩大，比如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找人替考等行为均被纳入犯罪。这便体现了孔子“严而不厉”这样一个思想理念，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很大，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这样能够提高社会良善程度，但在量刑的时候不能过于严厉，应提倡刑罚轻缓化，利用这样一种理念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否则会增加很多的社会对立面。（二）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重科研轻教学在高校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重点高校。有关部门在以往的评估中就偏重科研，其评估的指标设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论文的发表，二是科研经费的获取，三是各种学术奖励的评比。具体到学校层面也是偏重科研的，尽管学校会强调教学很重要，但在教师职称评定的时候，教学只要满足基本的要求就可以，因为教学评价主观性很强，又不能简单地量化评价。这种情况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良心活。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必须重视教学。刘加良谈到，作为老师，要将心比心，毕竟自己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以后为人父为人母，自己的孩子也将会成为别人的学生，因而要真正的为学生好，用心传授给他们学术知识与做人道理。另外，学生时期的导师给刘加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认为口碑最为重要。因此，老师做与不做，尽力做与不尽力做，做好与做差，学生是会有评价的，时间越长，学生的评价会越客观。其次，学校应尽量完善教学评估体系，为老师提供良好的施教条件。虽然评估教学水平难度很大，但有一些合理渠道：一是在学校的信息系统上，学生在查询课程分数之前，必须做一个对老师的课程评价；二是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会在学期中间，委派教学督导员听课，给出课堂教学反馈；三是在学院里，院领导班子也会不定时、随机听课，在评估教师授课水平的同时，也起到帮带年轻教师的作用；四是学校有关“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老师们对教学的重视。刘加良还提到，曾经有一个网站叫做“评师网”，由于网站设计的问题，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能够创新评估体制，合理设计一个类似网站用于教学评估与沟通，使师生之间、上下年级之间、老生与新生之间得以便利的交流，及时反馈问题，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另外，就其所教学科，刘加良也提了一些问题和看法。（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目前不少地区学术氛围功利色彩较重，不少人基于考评的压力，或物质方面的激励，往往多产出，快产出，有学术价值、能传世的作品并不多。这种风气不但影响着教师，而且影响了学生，一些学生会花钱发表论文加分，参评奖学金。法学学科由于司法实践进展快，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也快，很多论著的生命力不会超过五年。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学人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做研究，从容不迫，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持续的观察与理性的思考，精雕细琢出精品。相应的评价体制也要改变，由注重量化的考核转为注重质量的考核。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刘加良坦言，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到后来读本、硕、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尤其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较大。他的书柜里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等著作，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治国理政方面的书籍也很多。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理论给了刘加良指引。比如对待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至今的司法改革，地方法院有很多创新的做法，但一些人认为法律是守成的，法律研究应该偏向保守一些，因此对改革总是怀有一种否定的情绪。他对待这些问题比较冷静，不会在一开始就表达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耐心地持续观察社会现象，观察法律运行，再去做深入的思考，形成观点。肯定时阐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否定时说明理由，不会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这样的思维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正确对待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当下，中国实力强大了，很多国家都关注、学习中国，但我们不能骄傲，以此为理由固步自封，我们更应该具备开放的心态、国际化的视野。国际规则越来越多，如果不主动观察全球化的进展，就不能很好地对外交流，在制定和修改现有规则的时候，中国就没有话语权，说服不了别人。　　不过国际化的视野不代表一味迷信国外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法学学科有着很浓厚的民族特征和区域特征。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因为起步较早，所以可能比我国完善一点。但是文本上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制度是有差别的，它需要配套措施和土壤，不能直接将外国法律拿过来用。比如国际上把中国的“人民调解”称为“东方之花”、“东方经验”，适用于纠纷解决方面，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独特贡献。美国的ADR就是学习中国的“人民调解”，在美国ADR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其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案子都使用这种方式解决。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人民调解”已经不如几十年前那么理想，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不断的健全，致力于构建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现在美国ADR很完善，但是如果原封不动地引回来一定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应在我国原有的“人民调解”基础上，借鉴美国ADR的成功经验，创造“人民调解”的新辉煌。（二）体现时代性与原创性，合理设置学科体系，将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目前我国整个法学学科设置大体分成两部分，一是理论法学，一是应用法学。理论法学主要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等；应用法学包括剩下的所有的，如民法、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因而将法学判断为应用学科，在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虽是应用学科，但不能说实际上需要什么就开什么课，培养法学人才还是要注重基础。如果没有学习理论性学科，一个法律人虽然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但到了那个高度后想再前进的话就会遇到瓶颈，能够打破这个瓶颈就要依靠理论法学的训练，才能后程发力。教育部为法学学科设置了16门主干课程，当然主干课程之外也可量力再开一些特色课，这个体系设置比较合理，并且在逐渐调整，主动性越来越好。　　学科设置需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中央政法委、教育部推出了“双千计划”，山东省推出“双百计划”，山大法学院分三批从实务部门选人来法学院做兼职教师，约七八个人，正式开课教学。同样地，法学院的教师也会去检察院、法院、公安部门，走正常的任命手续后参与办案。这样的交流使二者得以全面、及时、精准地了解对方的运作程序，了解后才能理解、支持或批判，而批判是一件重要的事，没有批判就不能推动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进步，因此这些计划得到了实务部门和学院的一致支持。做法学研究的人如果不了解司法实务，坐在办公室里面臆测，不跟实务之间形成一种有效交流的话，产出的作品根本不会被实践部门所接受。学生方面，学院专门安排本科生在特定时间去固定单位实习；硕士生主动性较高，一般均可自己找实习单位，实习单位也非常乐意接收硕士生。通过去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学生对司法实务与社会现实之间就有了总体感受，对书本上的法律与生活中的法律之间的距离会有一个认识，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就不会纸上谈兵、过于理想化。（三）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重视教材问题与互联网资源的使用为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系统性与专业性，教材问题至关重要。山东大学法学院不会强制指定教材，而是允许教师自己选择教材，之后向学生推荐、供学生选择，避免学生受不合适教材的干扰。法律学科有个特殊性，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实践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因而教材内容往往存在很大的滞后性，需要不断调整，最前沿的就是教师的讲义。教师根据讲义授课，会保持一定新颖度和针对性。推荐优质教材与利用讲义授课相结合，能极大地提升教学的专业性与系统性。　　重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获取学术资源。目前生活中，由于网络的普及利用率非常高，数据信息就很大，因此筛选和抓取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比如说微信上杂乱无章或者虚假重复的信息就很多，这就需要人们根据自身的兴趣点进行长期的关注，筛掉无效信息，捕捉和发现信息背后的价值，从纷繁的网络信息中受益。另外，法学院购买了很多数据库，如“北大法宝”等，但学生在这方面的利用率不高，需要采取措施改进。（四）对未来学术研究的建议未来，学术研究需打破学科壁垒。目前刘加良有一个比较大的学术转向：研究法律制度的历史，从制度史角度来分析，有阐释也有评论，事实上是一种史论视角。在他新近发表的论文《司法确认程序何以生成的制度史分析》中，就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的方法，从制度史的视角切入，探索地方经验如何成为全国立法，不单是叙述，更使用一种史论的方法，重解释而不是重建构，逐渐调整研究方法与立场。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在论文中所占的比重由2：3：5调整至3：5：2。这是因为，如果将法律运行时所遇到问题的成因分析透彻后，基本不需要作对策分析，因为成因反过来就是对策，因此刘加良建议要重解释，并认为可能整个社会科学都要作这种调整。现在，山东大学的公共选修课首先打破了学科界限，法学院也一直在为之努力，创建双学位班，每班30人，为学生的知识积累、未来发展选择提供方法上的参考与知识层面的支撑。他认为，目前任何一个学科想要封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有种开放性的姿态，相互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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