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泳红：2017-----中国内政前瞻
来源：郝长青圣人曰："学而不思则罔， 作者：郝长青圣人曰："学而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2017●中国内政前瞻韩咏红
[email protected]从几项大指标看，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的成就不容抹杀：经济增长保持在6.5%，傲视世界各大经济体；社会总体稳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对立与撕裂，中国社会气氛大体平静；政治上继续“打虎拍蝇”，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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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内政前瞻韩咏红[email protected]从几项大指标看，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的成就不容抹杀：经济增长保持在6.5%，傲视世界各大经济体；社会总体稳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对立与撕裂，中国社会气氛大体平静；政治上继续“打虎拍蝇”，但政坛也经受住了几年来反腐败清党的震荡，没有出乱子。去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被确定为全党“核心”，中国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相隔13年后再次归于统一，也为中共今年平稳召开十九大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来得并非容易，更不是理所当然。2016年不是中共换届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年”，但开年不久，人们就感觉频繁的高层政治动作信号。1月中旬以后，至少17个地方省与直辖市一把手此起彼伏喊出拥护“习核心”，接着，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因政治宣传味道过于浓厚被评为“文灾”，“党媒姓党”争议，5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红歌晚会，以及《人民日报》第三次刊登神秘“权威人士”专访批评现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上半年出现的不寻常信号。这些纷扰、争议，到了7月后渐渐消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能够确定的只是，当10月中共中央全会举行前，酝酿多时的“核心”有了定案。同月，面向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铺开，多个省与直辖市高干汰旧换新，三大直辖市与重要省份一把手或行政首长进行了调整，十九大地方人事格局提前到位与形成了。一年来，中共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强人领袖的领导下，中国的好些对外目标也一一实现，包括中菲关系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大逆转。对于中国外交上的强势姿态，许多国家感到很难适应，但大多数民众却十分满意。最直接风险来自经济领域然而，如果换另外一些指标观察，中国依然问题多多，风险还在累积。2017年中国最直接的风险来自金融与经济领域。去年一年来，中国经济“虚火旺”而实体不振，房价飙升加剧资产泡沫风险，资本外逃与人民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到11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降到五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社会总负债占GDP比重已达到250-270%之间，为此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言要求2017年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说明高层也十分警觉。新的一年里，中美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大增，随着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滑，人民币还会继续贬值。在社会的层面，2016年出现一些醒目案子，如激起了中产阶层集体不安全感的雷洋案，“民杀官”新闻增多，以及不同地区出现反PX厂、反垃圾焚化厂、反核废料处理的示威游行。入冬以后，12月份中国七分之一的国土被雾霾笼罩，在雾霾中跨年的民众很难说会对政府的治理水平打高分。平心而论，这些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危机并非刚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统治者对于经济资源与社会组织的控制力也加速强化，确保一切新问题都在当局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领导层过去几十年总结出的一条规律——只要上层政治稳定，社会与经济面的问题，都撼动不了大局，依然没有改变。真正问题是失去方向感矛盾的是，尽管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水平在国际上堪称优等生，国际影响力不断上行，但中国精英群体里仍存在着困惑乃至悲观情绪。2016年加剧的资本外逃现象，就是企业家信心不足的信号，而官员群体的困惑则反映于行政层面的消极懈怠或“不作为”，中共在2013年通过三中全会展示的改革意志与计划，也缺乏突破性进展2016年6月底，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面临三个最急迫问题，首要是必须确定国家的方向感，其次是精英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孙立平形容，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困惑的状态”，好比在沙漠中驱车，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究竟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哪条可能走不通，都有点弄不清楚”，哪怕是一些最具体的、最眼前的、最现实的改革，“都会让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就更不用说那些深远的改革了，那种深远的改革听起来都有梦幻一样的感觉”。这种困惑与迷失感不只存在于关心内政问题的社会学者与政治学者之中，而是影响到了其他领域的学者。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11月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与其谈论2017年中国外交的下一步，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议题。王逸舟引述孙立平的观点说，应当明确国家方向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许有过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但整体的方向感没有偏差，就是与世界合作，朝着现代化方向走，现在这个方向感有些模糊了，这是目前最大的危机，王逸舟直言：“我也赞同这个判断。”从本届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看，高层应该不会同意“失去方向感”的说法，最高层提出的方向是坚持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强化中共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与清廉高效执政，一切都免谈。问题是在于，知识精英切身体会到中共统治力与所掌控的资源不断增加，国家深化改革的动能却没有出现，法治领域也未见突破性的改革进展。相反的，官方在意识形态、教育、新闻媒体管控方面，却出现“逆改革”现象。中国的发展曲线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与改革滞缓，不但让国内精英困惑，也让一些原本偏向亲华的西方专家深深失望，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前年就大胆预言，中共统治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但他也解释，这将是“漫长的过程”，是“中共延长式的衰落”。在加上谨慎注解后，沈大伟预言的力量大打折扣——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过，他提示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曲线会永续进行下去？对此，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最近受访时说，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过去一百多年，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曾经内外交困承受巨大痛苦，而今这种日子已经过去，“再发展一百年没有问题”。诚然，如果在过去百多年来的痛苦中中国尚且没有崩溃，现在就更加不可能，何况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掌握的资源与晚清政府也不可同日而语，政府内与民间也都没有组织化的反对力量，政治“变天”几无可能。按照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规律，只要政治持续稳定与国家完整，民间力量就有空间发展，这个庞大国家凭借自身的发展动能，就能再次强盛并成为区域的主导力量。其他国家在判断中国发展走势时，对此需有理性的认识。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内部危机多而醒目，在2016年里中国的总体表现仍是世界范围内的“优等生”。在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精英层的巨大困惑，则说明此前30多年的改革潜力已释放完毕，它需要的是新思路以及再一次思想解放与反思。可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高层准备鼓励民间来一场思想大讨论，他们在2016年做到一项工作是——明确“核心”不动摇。面对外部不确定因素更大的2017年，可以设想，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激进动作会较少且谨慎，避免加剧与内部紧张和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以“稳”为主，至少可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但精英的困惑、“找方向感”的问题也不会那么快有答案。理想中的思想解放，即使有可能发生，恐怕也要到秋天十九大结束后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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