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人口是怎么贫困起来的？

法静亦水 “湿湿碎” “我们整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只是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记不清我们最开始承认的贫困人口数，大脑记忆皮层大约也是新的一层压旧的一层。有好几年都说是“8000万”，并且这8000万指的还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就是从8000万贫困人口开始往下降，好像是一年降一点，降到现在说是还有“3000万”人口没有温饱。而“3000万”人口对于贫困者自己来说虽然是100%的贫困，可对于近乎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也就“微乎其微”，因而也就可以说“我们整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只是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当然现在说“没有温饱”实在不怎么好听，一个政府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让他的公民弄成这样。因此现在又改了，改为“贫困人口”。然而这一改，问题来了。也就是说一个人虽然食能果腹衣能遮体，但如果仅仅如此，也还是不免要划在贫困圈子里。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国际接轨，有了国际标准，而按国际通行的最低标准，仅仅能吃上饭穿上衣依然要算是贫困——当然我们更不能去与发达国家比，比如以美国为例，从媒体上得知，2000年，美国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线为1.41万美元，平均每人每天合十来个美元——这里有个量化，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是1个人每天收入至少不低于2个或1个美元。 2001年2月1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研究院合作，在北京举办了“21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另外，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专家们认为，虽然我们和世界银行各自关心的对象不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与世界接轨和人们对贫困标准认识的不断趋同，贫困标准也有必要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　　那么什么是“恩格尔系数”呢？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实不需要解释，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尤其是对那“3000万”需要脱贫的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名词，因此需要解释一下，甚至是解释得越通俗越好。不然弄了半天，贫困者说你说的那什么“系数”，我们不懂。　　恩格尔系数，又称恩格尔定律，要点是：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耗费在食品上的支出比例就会减少。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恩格尔（Ernst Engel,1821－1896）在研究英、法、德等国有关的数据资料基础上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美国统计学家赖特（Carrolld Davidaon Wright,1840－1909）于1875年据此提出“恩格尔定律”。食品开支与家庭消费支出总数之比，称作“恩格尔系数”。其数值越小说明生活越富裕；数值越大，则说明生活水平越低。　　这是照抄辞书。最通俗的解释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当把所挣来的钱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不能不用来保证温饱上，你无疑就是贫困的；而当你把所挣的钱按比例只需要极小一部分甚至一点点就能温饱甚至“不愁吃不愁穿”，你的生活水平也就不低了。若是用上面所说的比例，也就是当你把每天每月每年所挣的钱的60%以上用来温饱，那么你就算“贫困”，而把50%－60%用在温饱上你才算“温饱”。再说具体一点，你每月如果只挣200元钱，却需要150元钱吃饭穿衣，你无疑要算作贫困，而你每月如果挣300元钱，需要150元－180元吃饭穿衣，那么你就要算作温饱了。当然事实上生活是很复杂的，实际生活中不可能这么计算。比如，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两个人每月同样只能挣300元钱，一个人吃饭穿衣花去了150元－180元，而另一个人同样也只是吃饭穿衣，只是比前面一个人生活水平略高那么一点点，却花去了180元以上，按恩格尔系数也就是在60%以上，那么难道后面这个人要被划进“贫困”，而前面一个人就可划在“温饱”吗？再说，有人每月只挣了200元钱，可由于生活水平极低，他每个月只消费100元钱，你说是把这人划在“温饱”呢还是划在“贫困”呢？还有，有人每月挣了500元钱，可他每消费300多元，你说这人是该划在“贫困”呢还是划在“温饱”呢？尤其是在如果拿一些山区的贫困者去与贫困的上海市民比，很有可能前者被划进“温饱”，而后者却反而被有幸划进“贫困”，因为消费不同。这一点无须解释，并且类似的例子很多。　　前面说了，现在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是1个人每天收入至少不低于2个或1个美元，而我们现在就往下靠，也就是只按收入1美元的标准。已经有人计算，就是按这个标准，中国真不知又该增加多少“贫困人口”。又当然，即便在有些人“一片呼声”地要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在努力避免升值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说，1个美元在美国所购的物是没有8个多人民币在中国购的物多的。但我想这里面确实有些不好量化的因素，你不能因此就说1个美元就顶不上8个多人民币。别的不说，购物环境、服务（包括售后服务）质量等，事实上也是有价钱的。1个美元在人家那儿买的是高兴是开心，而8个多人民币在我们这儿有可能会买回来的是假冒伪劣是一肚子气（更不说售后服务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8个多人民币实际上就比1个美元值钱。真是那样，也就该改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了。　　退一步，就算8个多人民币要比1个美元强得多得多，甚至强到像有人说的3个人民币就顶1美元，那么，要想不被划在贫困人口的圈子内，年收入也还是不能低于1100元人民币。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贫困人口是年收入只在625元以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定的标准比国际标准低80%，就是按所谓的8个人民币实际上比1个美元强得多得多的说法，我们所定的贫困人口的标准也比国际标准低60%以上。这一点，连温家宝总理也认为我们这个标准实在有点太低了，因此他在2003年春上人大和政协的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说，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口约3000万，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如果标准增加200元至825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那如果要是不打折扣按国际通行标准来算呢？那中国的贫困人口该是怎样庞大的数字，即便就按3个人民币就能顶上1个美元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有上亿了。现在有人计算出大约是1亿5千万。据说这也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不知那些富人信不信，我是相信的。　　那么中国的一些人口是怎么贫困起来的？我觉得这比研究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还有意义。甚至可以说，到了今天，如果还不知道我们一些贫困人口是怎么贫困起来的，那么我们有些人也就有可能继续制造贫困人口，也就很难实现“共同奔小康”的宏伟目标，更不说去奔高水平的小康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又是从土地承包到户开始的，并且一开始那几年，形势真是大好不是小好，很有些喜人。可是，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亩地的收入去了成本所剩无几，有时弄不好，即便不是灾荒之年，一亩地的收入反而还不够成本（主要是指因种子、化肥、农药的涨价或是碰上假冒伪劣以及农村的一些不应有的苛捐杂税），因此，一些农民兄弟的日子感到不好过，纷纷弃农进城打工。现在我们说是农村因为劳力过剩，因此进城。我承认有些村子土地少，人口多，劳力是有些过剩。但农民兄弟之所以出来吃苦受罪，甘愿受城里有些人的歧视，是因为有些农村没有别的出路，甚至实在呆不下去。说句良心话，人，只要不是到了“叫化子”地步，或多或少都还是要些尊严的。而现在看看一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有何尊严可言？平时住着“风雨无阻”的工棚，虽非吃糠咽菜，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城市人讲究的营养不营养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吃是住，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都过得不像是人过的日子。尤其到了年终，为了要回几个可怜的血汗钱，一些黑了心的老板能逼得有些人直想跳楼。但即便这样，这些人还是愿意出来，这从侧面也说明在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穷苦（当然也许还有些别的因素）到何等地步！换个说法，中国为数不少的农民还没有想到要像城里人那样去享受，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一些农村实在呆不下去，他们是绝不会出来受这份罪的。一些农村包括城里的干部可以说都是欺骗上级尤其是欺骗中央，想方设法榨取农民的血汗。不是村、乡，甚至县市愿意骗，而是形势、环境、氛围，逼得他们不能不骗。然而骗的结果，只能是农民遭殃。这里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农业税不得高于农民年收入的5%。这是一个硬杠杠。于是，这有些人就在数字上想歪点子。你不是说不能超过5%吗？好，我就在纸上提高农民的年收入，明明年收入是500元钱，我可以说你年收入1000元，甚至说你年收入1500元，这样，他虽然看起来还是按所谓的年收入的5%收税，可实际上大大高于5%。我很奇怪，恐怕世界上都不会有这样的事。自己年收入多少自己不知道，反而要靠别人来“算”。如此久而久之，一些地方的农民原本就很穷，这样一来，因为不仅没有提高收入，反而还降低了，你叫他如何不越来越穷？如何还愿意呆在农村？再举一例。1998年春，我还在原来的单位，当时厂子弟学校的一位领导因家住农村，利用休息时间回去了一趟。他回到厂里后，我无意中听到他说当地农民在插秧时唱的几句“顺口溜”，并据此写了一则短文，刊在当年6月21日《杂文报》，后被当年第八期《新华文摘》转载。我这则短文的题目是《谁能代表农民》。农民那则真实的“顺口溜”我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录（因太直接，照录难以刊出），但你从这“顺口溜”里不难体味到他们的“辛酸”和“不满”，明白他们是如何贫困起来的。现在就让我把自己发表的那则短文中已经加了工的几句“顺口溜”录在这里，从中可以多少了解一点农民的负担，也能明白也就是从那时起为何农民越发地要“进城打工”： “一棵交国家，贪官也一棵——/一棵县长吃，一棵乡长喝，一棵送村长，一棵免灾祸……/一棵‘猪头税’，一棵‘人头数’，一棵给‘修路’，一棵给‘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后才自个……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减负担，负担反而多——苛捐杂税如牛毛，听我来唱《插秧歌》！” 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是农民贫穷的惟一原因。农民贫穷的原因很复杂，但乡村干部迫于上级迫于形势弄虚作假，增加农民负担是重要一条。就中国的形势而言，不论城乡，最不能制造的就是贫困人口。然而由于利益趋动，由于想得到上级表扬想得到升迁，一些乡村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县市级领导就不顾农民生活的好坏，更不说去考虑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了。虚报浮夸之风，几十年来一直是如影相随，说风行全国也并不为过，并且是如水银泻地，渗进各个领域。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多少年了，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位县官因照实往上报数字，结果是在上级那里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年，他也在上报的数字中加了一点水份，然而没想到这次排名仍是倒数第一。这回他明白了，由此可见，那有些人的数字虚假到何等地步（此报道在1994年的《报刊文摘》中可找到）！进入新的世纪又如何呢？隶属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社旗县2001年如实报过一次数字，结果就在南阳地区排在倒数第一，吃了一张“黄牌”（见2001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河南社旗县反虚假浮夸实事求是换来黄牌警告》）。尽管媒体报道了此事，社旗县领导也没有因此丢掉“乌纱”，但那些虚报浮夸的官员并没有受到惩处。这样做会冷了多少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心，又有多少官员会继续虚报浮夸下去？　　谁知，像是偏偏要给我这则文字增加一个注脚似的，文章正写到这里，传媒曝光了安徽黄山市“干部扛红旗，农民饿肚皮”事件。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黄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24元，比安徽省平均水准高出300多元，在安徽省17个市中位列第五。但据记者了解，黄山市的４县３区中，有３个县是省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安徽省３个不通公路的乡全在黄山。全市142个乡镇中，通油路的乡镇45个，不通油路的乡镇占了安徽省的近一半；1170个村子，不通公路的有230个，不通电话的32个，不通电的５个。数字与事实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黄山市徽州区洽舍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３个数位，高低之差达到1000元。这个乡2002年工作总结中写道：“全乡农村总收入为13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60元”；而记者拿到的洽舍乡贫困情况的汇报材料上却写着：2002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16元，全乡４个村均在1000元以下；到了黄山市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报表上，洽舍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又变成1847元。副乡长张翠英说，人均纯收入816元是乡里实际调查出的数位，上报的1360元是出于多种考虑的“形象数位”。为何会有“形象数位”，记者在休宁县汊口乡得到一种说法。汊口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原计划上报1900元，县里不同意，要求上报2100元。但是到了全市分乡镇统计时，汊口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又变成了2215.23元。汊口乡领导说，近两年休宁县下调了部分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有的乡镇从以往的1800多元调减到800元。但县有农民收入增长责任制，为了保持“大体平衡”，就把其他乡镇农民收入数上调了。对于同一个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的差异，黄山市统计局干部王南星说，统计部门和农经部门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结果自然不同。全市分乡镇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是根据各乡镇布点的样本户实际收支账得出来的，是合法有效的数位。一些基层干部却不同意这种解释。休宁县汪村镇镇长汪永平等人告诉记者，镇６个行政村中有３个是贫困村，统计局的样本户全部集中在２个较富的村，实际情况就这样掩盖掉了。长期担任村干部的璜尖乡徐家村村支书吴坤亮说，农民收入到底多少，自己心中最有数。这些年山区林木资源大减，林茶价格走低，农民收入明显下降。但农民收入上报数字只能上不能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99年全村农民收入只有七八百元，结果报了1800多元，这实际上是“干部扛红旗，农民饿肚皮”。休宁县县长胡宁说，休宁原本是省贫困县。八十年代摘掉贫困帽后，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明显滞后。加上每年上报农民人均收入时，夸大虚报，掩盖了贫困，使这些地区未能享受到本该享受的扶贫政策，部分山区出现返贫。问题在于，“好大喜功，浮夸虚报”的风气在黄山并没有绝迹。去年歙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70元，没有完成增长100元的任务指标，市领导听后不高兴地要统计部门再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县干部的“主观因素”造成的。一位市领导还批评休宁、祁门两县向上反映本县部分乡镇贫困问题的做法，认为这是“为了几个扶贫款卑躬屈膝”，“损害了黄山的形象”。黄山市政府的一位中层干部说，去年底市研究扶贫问题，听说市重点扶持的贫困村比以往增加了20％，市领导马上不悦地反问，贫困村怎么会越扶越多？弄得职能部门左右为难。记者将采访到的几个贫困乡镇的典型材料与市领导作了交流，市领导立即追问下面是谁把情况捅给记者的，致使一些干部向记者反映，他们“压力很大”。目前，黄山要维护什么样的形象的争论还没有结束。许多干部群众认为，山区扶贫攻坚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勤政为民，忧群众疾苦。　　这里主要谈的是农村的一些贫困人口是怎么贫困起来的，不想谈城市的贫困人口。我虽然知道城市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其实城里也有不少人生活的好坏上是上下浮动的。也就是说，城里有些人，他们今天由于活儿干得多干得好因此钱挣得多，今天或许就一步离开了温饱跨进了小康；而若是明天活儿干得少干得不好收入减少了，这些人明天就又从小康退回到了温饱；如果后天再遇上了什么不景气，甚或下了岗，他们后天就不仅小康不成温饱不成，还很有可能又去壮大那贫困人口的队伍去了），但相较而言，还是比农村要好一些。比如，就在我在电脑上要敲完这则文字的时候，从互联网上得知上海市又有了失业标准新规定，月收入低于290元即视同失业。上面说了，可怜农民年收入只要达到625元也就是月收入五十几元钱就不算贫困人口；就是按温家宝总理说的再加200元，也才不过825元，月收入不足70元，而用这点钱让12个月来除，每月的收入不足上海定为失业人口月收入的25%，换句话说，就是上海人年收入3500元就算失业，而失业就要领失业救济金，甚至就要算贫困人口，而农村即使按总理说的只要有825元收入就不算贫困人口，这个差距实在有点太大了，这让农民心理很难平衡。尤其是那些即使被划为农村贫困的人口，也不会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一样管理得那么好，也不会有人来给这些人发钱。我总觉得，这很有可能也是造成农村贫困人口的一个原因。　　总之，就像那位良知不泯且忍不住给朱总理写信的乡镇干部所说：“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尽管在我写这则短文期间传来一些地方砍掉了一些农业附加税（也就是苛捐杂税），甚至广东还率先在全国取消了农业税，这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脱贫。其缘故就是有了那些税会让农民更穷，而减了这些税，就想到农民会因此致富，那就是太天真了。因为免去的那点税款用广东方言来说，不过是“湿湿碎”。闵良臣[此贴子已经被值班编辑06于2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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