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当我认识清楚了大学的学风已败坏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我也就无愧于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了。 ——杨祖陶：《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今天中午十二时许，手机上突然显示我的师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晓平教授来电，我一看就感到大事不好，匆忙中接听电话，果然不幸的消息传来，晓平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杨老师今天早上去世了。就在几天前，复旦大学的邓安庆师兄在微信上告诉我说杨老师病重住院已十多天了，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杨老师毕竟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恐怕很难躲过这一劫，因此我对杨老师的远行还是有所心理准备的。但是即使这样，现在闻听到晓平传来的消息，一下子还是难于接受，一时间，入杨门二十三年来的点点滴滴，如海浪般从心底里翻卷出来，突然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慈祥和谒的杨老师，再也看不到他含蓄温润的微笑，再也无法聆听他娓娓讲说西南联大的陈年学术旧事，终于控制不住的热泪哗哗地流出来了。我对杨老师的了解是从1994年入杨门开始的，而杨老师从此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指路明灯。杨老师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真正的学人，他深知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时代学人应该如何自处。百多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学人一直在如何处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以及学术与政治问题上张皇失措，不得善终，我觉得，杨老师却深得其中三昧。他将几乎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是因为如果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成果进行深度分析与消化，中国学术只能永远在浮浅的层次上徘徊，永远不可能象朱熹那一代学人成功完成对佛教的消化与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中国学术高峰一样而完成对西方学术的消化和吸收形成又一个中国学术高峰。因此杨老师决不是那种追逐时髦的浅薄的学人，他是那种沉潜到学术深海的伟大的智者。也正因此，在学术与政治的问题上，杨老师决不会浅薄发声，他对政治对学术的控制深恶痛绝，而他沉潜到学术的深海，呕心沥血，正志在为现代中国学统开新局。我常常感到，杨老师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情结，那是一种敬畏学术、学术至上的情怀，虽然在杨老师的漫长一生中，西南联大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他却珍爱有加，可以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他整个一生都沐浴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光辉之中。我甚至觉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少有的思想解放时期，在东湖之畔，在珞珈山上，在武汉大学，杨老师和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一起开堂讲道，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乃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学术佳话，现在我想到，也许在杨老师心里，这一段时光，可能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再现呢。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因为极偶然的原因，十多年前，我离开了中国学术的主流，自我流放到中国学术版图的最边缘地带，虽然如此，十多年来，我经常认真研读杨老师的著作，从中吸取知识、智慧与力量。但极惭愧的是，我没有象赵林、邓安庆、曾晓平几位师兄那样，沿着杨老师所开创的学术大道走下去，也正是有感于此，我一直想对杨老师的为学为人有所写作，题目多年前就想好了，定为《为学要在正道上行》，我试图写出我心目中所理解的杨老师所践行的学术正道，然而我最终还是未能写出来，看来这个论题只能留存于心了。中午晓平电话中同时告诉我说，师母萧静宁教授决定杨老师丧事从简，严禁弟子们返汉，本来我这几天时刻准备着回武汉为杨老师送行的，但现在知道不能了，于是想起曾经写过的两篇有关杨老师的旧稿，一篇是2006年写的《杨门十三载记略》，一篇是2009年写的《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这两篇旧稿在学术与人生之间，可从一个方面映出我对杨老师的一个侧面的认知，现在重刊这两篇旧稿，为杨老师送行吧！杨老师一路好走！如果有来生，我们再续师生缘！魏敦友，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7－1－22“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 ——春节拜望我的导师杨祖陶教授小记 1因是上午九时的飞机，早晨七时就起来匆匆忙忙赶往武汉天河机场。从翠柳村客舍出来，但见整个东湖及周边城市被笼罩在茫茫大雾之中。我忽而想到，人生世事犹如这茫茫大雾啊，有时辨得清，有时却难以辨得清。 2今年春节原并不打算回湖北老家的，一位兄长说还是回来看看吧，于是决定初二从南宁飞往武汉，再回仙桃老家。初四晚上返回武汉，见到了多位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并宿于东湖边的翠柳村客舍。初五一大早起来，连忙与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授的朱哲博士及在中南民族大学任教授的杨金洲博士相约，一起去武汉大学看望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祖陶教授。3杨老师已退休多年，近来身体欠佳，令我十分挂念。只要有机会路过武汉，总设法去看望一下老人家的，以慰心中渴念之情。进到武大，约十点钟。校园里静悄悄的。冬日和煦的阳光洒满校园，令人觉得十分的温暖。见到杨老师、肖师母，大家都十分高兴。杨老师今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气色极好，常常自觉不自觉间呈现在我脑海里的慈眉善目又一次真实地展现在我眼前。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以前杨老师总是喜欢听我们几个滔滔不绝，而他自己则习惯于微笑着看着我们，静静地倾听，而这一次，杨老师非常地健谈，反复说自己生活在过去的时光里，人已经太老了。肖师母也如是说，甚至于说杨老师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杨老师现在生活在一个纯净的世界里，杨老师带着他对于当下现实世界的感受又一次回到了一个他所熟悉的、令他朝思梦想的、使他倍感温馨的世界里了。这样的世界对杨老师来说才是真实的世界。4最令杨老师难以忘情的大概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南联大了。谁能想到，国破家亡，却是学术的黄金时代。风华正茂的杨祖陶正在这所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学里求学。这个时候的郑昕、金岳霖、贺麟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年轻的杨祖陶的老师。杨老师说，有一次课余（在洗衣房）见到了金岳霖教授。金教授正在晾（取）衣服连忙叫杨老师过来聊天。金先生与杨老师一边聊天，一边将（叠起来的）衣服放在凳子上并坐在上面。大概金先生是想让他的衣服平整一些吧。这是肖师母在旁边的解释。但聊着聊着，金先生突然大叫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呢？”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四下寻找。杨老师忙对金先生说：“衣服就在你的屁股下面呀。”金先生起身一看，果然衣服就在自己的屁股下面。金先生见此情景，哈哈大笑了好久。杨老师一边回忆着金先生的这段轶事，一边学着金先生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四下寻找衣服的模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在旁边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西南联大解散后，金先生就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又转北京大学任教，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之职。杨老师毕业后就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后被借调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当时苏联专家的助手。杨老师不想在马列室，很想到哲学系，几经努力，终于成功回到了哲学系。金先生非常高兴，对杨老师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又到一起了！”当时的金先生虽然早已名满天下，但一直独身。有一位男厨师照顾金先生的生活起居。杨老师回忆说，金先生的这个厨师手艺十分了得，中西餐兼擅长。那时的杨老师尚未婚，有时被金先生叫去小聚，小聚时总能品尝到佳肴。有一次杨老师又被金先生叫去小聚，坐下来面前是一盘西式餐点，其中有几个鸡腿极其美味可口。杨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杨老师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我也一下子被置身于这种幸福感的光亮之中，竟舌下生津，仿佛品尝到了五十多年前那几个鸡腿的美味似的。5但是教授们的幸福生活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短的一段时期。很快，教授们的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于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五十年代末，杨老师从北大调至武汉大学任教。杨老师回忆说，自己之所以从北京大学调到武汉大学任教，是因为当时的陈修斋教授反右受牵连被“内定”为右派，不能再上讲台讲授西方哲学史课，急急忙忙向北大要求支援。杨老师其时还没有讲授过西方哲学史课，到武汉大学工作是他进行西方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一个起点。半个世纪以来，杨老师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的研究人才。但杨老师来到武汉后，非常想念自己的老师。文革中有一次杨老师利用上北京的机会，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贺麟教授。这个时候的贺麟先生实际上处于半隔离的状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贺麟先生见杨老师来看他，非常激动，兴奋地说：“这个时候你还敢来看我啊！”杨老师对我们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时还能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无比的幸福啊。见了贺先生之后，杨老师又去看望了金先生。杨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6在北京大学，杨老师联系最紧密也最亲密无间的朋友可能是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夫妇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位教授，杨老师可能就不会遇上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我们的师母肖静宁教授了。那时的师母还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因为每个周末去见乐教授，因此常常遇上杨老师。师母极其崇拜乐黛云教授，乐黛云教授美丽动人，气质高雅，她作这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而且还在莫斯科列宁的巨大塑像前照了相，回国后在北大广场向近万人作访问讲演。师母风趣地说，可比今天的粉丝还要粉丝啊。年轻时候的师母的双辫子又粗又长，极有朝气。。杨老师见到师母就在心里喜欢上了师母。但杨老师是一个拙于表达情感的人，因此很长时期只是固执地等待。当然，乐教授总是创造机会大家很自然地在一起，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师母家居上海，一次杨老师去上海见到师母母，师母母见杨老师穿着极朴素，上衣口袋挂着一只钢笔，心里面就极喜欢，又见杨老师沉默寡言，只是一个劲帮着做事，拖地，就对师母说，杨工（这是亲密的称呼）是个极可靠的人。就这样，两年后师母就成了杨老师的夫人，我们的师母了。杨老师与肖师母的婚礼在北大中关园的工会会议室里举行，由汤一介教授与乐黛云夫妇筹划。汤一介教授对杨老师说，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许多都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老学者，可不能马虎啊。金岳霖先生当然也来了。那时金先生已从北京大学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所长。金先生对杨老师说，我不知道给你买点啥，这是一点小意思，你自己看着办吧。送了一个小礼包给杨老师。竟是三十块钱，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物了。婚礼办得既朴素又庄重，很热烈。肖师母还清楚记得自己在婚礼上深情地朗诵一首诗“那条引导我俩见面的路，我永远在心底里感激......”另外还高歌一曲。杨老师当然也记得。我们忙问唱的那一首？杨老师说是这一首，肖师母说是那一首。两位老人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争执。我们在旁边看着两位老人，内心充满了对昔日的向往，以及岁月的沧桑感。肖师母比杨老师小7、8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杨老师一直悉心照顾。杨老师说自己拖累肖老师一辈子。肖师母笑着说我还配不上他呢，又说，你们的杨老师是一个书呆子，要不是我嫁给他，杨老师今天肯定还是光棍一条呢。我连忙附和着说，那是，那是。杨老师则在一旁憨厚地笑着。肖师母是极可爱极有活力的一个人。我第一次见到肖师母，那是1993年的一个秋天。我前年写的《杨门十三载记略》里面讲到，肖师母身着牛仔裤，走步健如风。肖师母肯定读过很多遍。今天又对我们说，魏敦友说我着牛仔裤呢。我们正聊着聊着，突然肖师母严肃地对我们说，来，我做两个动作给你们看看。只见肖师母站在客厅中间，神情庄重，两眼平视前方，左手将左脚轻轻托起至腰部，右手则向上高举。俨然一尊雕像。我们三个在旁看得呆了。杨老师说这是肖师母的金鸡独立。过了好一会儿，肖师母将左脚轻轻放下，身体直立，双脚同肩宽，并将两手直压至地面。肖师母今年已有七十四岁高龄了，身体还能如此灵活，令我们十分激动。朱哲、金洲在旁边说，这是我们也做不到的呢。我突然想到，还在百色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与师兄、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的邓安庆教授电话聊天，安庆兄说过有一次去看望杨老师肖师母，肖师母在家里表演过两个绝活。我当时不以为意，今天亲眼见到肖师母的现场表演，果然安庆师兄所言不虚。 7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五十多年里，杨老师在肖师母的陪伴下，不事张扬，不求闻达，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终成一代哲学名家。肖师母说，杨老师还因这种性格得罪了学院的领导呢。原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几位领导大约有感于当代哲学名家宿儒的日渐凋零吧，决定将院里仍健在的几位老先生录像，作为资料永久地保存。先后有江天骥、萧萐父诸先生参与。虽然院里几位领导反复劝说杨老师参与其事，但杨老师坚不同意，终于没有录成像。这对于院里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就杨老师而言，却是他一贯行事的作风使然。在我看来，这个时候的杨老师已经大彻大悟了。我疑心这其中也有肖师母的作用，因为在今天的交谈中，肖师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 8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寻常的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浓缩了五十多年的人生与社会。杨老师谈兴还很浓，但我感到我们该起身了，两位老人该休息了。我向旁边的朱哲示意。朱哲明白了我的意思，又向他旁边的金洲示意。于是我们一起起身，再一次向两位老人表示深深的祝福。杨老师和肖师母送我们到门口，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这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的温暖。我说，我们有杨老师做我们的导师，今天还能见到杨老师，我们感到幸福，就象当年杨老师在北京见到贺麟先生感到幸福一样。 9大雾渐渐散去。飞机冲入云霄。茫茫的云天雾海横亘在我面前。看着这茫茫的云天雾海，人间世事禁不住在我心里翻滚升腾…… 魏敦友2009年元月31日（正月初六），匆草于武汉天河机场及SC4933客机上2009年2月2日（正月初八），修改于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附记：该拙文凭记忆写出，心想必多讹误，遂在成稿后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杨老师及肖师母，请求指正。没想到肖师母很快来信令我何其感动！肖师母在信中说：“小魏博士检察长：你好！谢谢你！你真的好有才，更可贵的是你有心。杨老师很喜欢你的‘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写的好快，情景交融，很有创意。他说这首无言的歌被你谱写成了一首生动、活泼、动听、深沉的两代师生情的赞歌，对心灵的沟通具有神奇的作用。你们三个教授的来到是春的使者。杨祖陶说的金先生叠衣服的事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开怀大笑更是少有。我深深地感谢你们！用红色标明的是我与杨祖陶一道敲定的，供你参考。牛年更牛！肖静宁2009-02-02。”因此，该文实际上是我与杨老师及肖师母两代人共同的作品。为此我要特别地对杨老师及肖师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安康幸福!魏敦友于广西百色市人民检察院，2009/2/5 杨门十三载记略——夜读杨师祖陶先生译著《精神哲学》感言正是事情的本性，即概念自己在向前运动着和发展着，而这个运动同样是认识的活动，即永恒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理念永恒地作为绝对精神实现着自己、产生着自己和享受着自己。 ——黑格尔（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398-399。）《精神哲学》珍宝藏，字字句句好端庄。壮年梦想暮年圆，更喜斯人好健康。 ——师母肖静宁教授（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415。）一2006年4月18日上午，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之邀，讲演依法治国诸问题，其间约十时许，手机上忽然显示师兄谢舜教授之电话，因正在讲演中，不便接听，俟讲演完毕，约十一时半，打电话与谢兄，问有何事。原来杨师祖陶先生将最近之译著黑格尔《精神哲学》寄来，真是惊天好消息！连忙从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赶回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取书。十多天前，同门师兄、现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曾晓平博士来电，言及杨师之译著黑格尔《精神哲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装帧典雅，清新近人，而杨师之译笔，闲淡自然，理性纯正，文达炉火纯青之境。心何其慕之也。晓平言可惜目前只有样本若干，杨师皆已送人，你得书怕要候若干时日。匆匆忙忙到达谢兄办公室时，谢兄正在等我，忙问杨师书何在？谢兄早已备好。书至眼前，果如晓平博士所言，禁不住左右抚摸，上下翻看，爱不释手。及回法学院法理教研室，更是仔细含玩，愈加喜爱。内封有杨师小像一幅，童颜鹤发不老松，盈盈笑意一哲人。不觉愈发亲近。猛忆得入杨门已有十三载，离吾师恍惚竟有十载，又觉不曾一日而离吾师也。不禁掩卷而叹息。小子不才，有辱师门，学殖浅陋，至今无成。惜别珞珈，流落南邕，青山绿水，无以解忧，蓝天白云，益增怅惘。往事历历，心中顿起属文之意，遂起笔而略记师门十三载事以自警也。二1992年7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其时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主持湖北大学哲学研究，因张世英教授之故而入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得以结识是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也来所工作的鹿丽萍女士。因鹿丽萍女士之缘而得以结识一大批武汉大学哲学学子，感情最深而至今亲如兄弟者有朱哲博士、曾晓平博士、杨金洲博士。毕业未几，生活窘迫，而世风浮躁，金钱万能，遂弃学下海经商。不及两月，悟己非其中人，忙上岸重操旧业。约十一月，正当秋风起时，忽发继续求学之念，有上武汉大学杨祖陶教授博士生之想。谋之于丽萍女士，丽萍女士甚善之，并拟一同考。遂相约至杨师家。清楚记得一下午约四时至杨师家，杨师已等待多时矣。第一次见杨师，及师母肖静宁教授，丝毫不觉陌生。杨师面带微笑，和谒可亲，一忠厚长者之形象，如今虽愈十四载，依然栩栩如生，在脑海中而无法磨灭也。杨师问及我之打算，我言喜欢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欲研究之。杨师深为嘉许，言此书极有价值，可惜无人深入研究。约谈一小时，方离去。行前赠我所著之《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其间与杨师谈话时，师母出门有事。路上忽遇师母，师母其时年过六十，已退休，但青春活跃，丝毫不让年轻人，身着牛崽裤，走路健如风。师母对我甚有好感，问我与杨师谈得如何，并言他不要我也要逼他要！初见师母，亲近若此。别师母后，夜幕降临，又在路上遇到师兄曾晓平博士，晓平刚从中南神学院学习拉丁文回来，初次见面，非常热情，并相约一起去神学院学拉丁文，惜未实现。约一起至朱哲家喝酒，因晓平晚上还有课，遂分手，与丽萍一起至朱哲处，朱哲任教于武汉工业大学，有一陋室。其时丽萍与朱哲刚新婚，朱哲知我来，非常高兴，觥觞交错，相谈甚欢。深夜方归。其时我住汉口古田五路。可惜湖北大学以我们工作不满两年不让我们考试，故1993年无缘入师门，是年入师门者有戴茂堂博士、章忠民博士、赵林博士诸位，其中戴茂堂博士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时之师兄，1987年毕业后到湖北大学学报工作。我则于明年九月入杨门，正式成为一杨门弟子。可惜的是，丽萍女士后来一直没有读杨师之博士生，不久就从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转至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三我正式入杨门是1994年9月。是年邓晓芒师开始招博士生，河南大学张廷国博士跟邓老师。最可惜的是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读硕士的好兄弟杨金洲没有与我们同上。杨师与邓师关系特殊，基本上不分彼此，无所谓杨、邓之分，师兄弟们之间也不分彼此。如张廷国博士长我两岁，自然是师兄，廷国也以师兄自居，呼我为师弟。我生性顽皮，一日谓廷国曰，你不能叫我师弟，当叫我师叔。廷国愕然，忙问究竟。我答曰，廷国你跟邓老师是不是，我跟杨老师是不是？廷国曰然。我继续曰，杨老师是不是邓老师的老师？廷国曰然。我曰，如此则我为汝之师叔矣。廷国颓然不已。三年博士生生活，师叔之辩乃是珞珈生活之一大乐趣也。廷国因事晚我一年答辩。前一年我是一人答辩，张廷国、章忠民、高秉江三位则一起。依惯例，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过来主持我们的答辩事。廷国三位答辩那日晚上聚餐，我在湖北大学有课不能赴珞珈与会。据云邓晓芒师席间祝贺各位师兄弟经过艰苦努力，通过答辩，提议三位干一杯。忽然见章忠民博士说，魏敦友说过了，我们之间不能称师兄弟的，应该称师叔侄为是。席间顿起微澜。现在忘记是谁告诉我的了，据说当时邓晓芒师一时语塞。杨师面带微笑。张先生则说，好啊好啊，有三代了。此事当在1999年6月间。两年过去了，我已至南宁，约2001年3月间，我赴上海复旦大学联系博士后事，正好邓晓芒师，还有赵林、何卫平几位来上海开会，章忠民兄已从复旦大学博士后站出站，并从福建师范大学调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章兄遂以主人身份作东请客。章兄席间猛然将我一军，对我说，你说你是廷国师叔，那你就是说邓老师是你师兄了啊。我说，我说过吗，我说过吗，没有这事吧，没有这事吧，来，大家喝酒，大家喝酒。还是何卫平博士好，连忙说，哈哈，喝酒，喝酒。四至今引以为憾的，是我没有践约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追根溯原，乃是受上世纪九十年代学风感染所至。我在北京求学八年。八十年代初至北京时，几乎天天抱着黑格尔的著作读，四年本科下来，几乎读遍了黑格尔的所有汉译作品。多少有些疲惫。而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在八十年代末开始风靡中国学界，年轻人爱逐新潮，吾岂能免。硕士论文就是做得海德格尔与庄子。上博士生后，有意深入海德格尔进入胡塞尔现象学，意在叩问生存之本根。杨师不以为忤，而吾心不安，长期不敢对杨师言博士论文事。此前听师兄邓安庆博士说过，杨师要求弟子甚严，学术不得出德国古典哲学之范围。如师兄安庆博士做的是谢林艺术哲学，师兄舒远招博士做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师兄谢舜博士做的是康德的宗教哲学。及我入门之时，似乎杨师有所放松，如我就知道师兄何卫平博士准备做黑格尔与伽达默尔之比较，师兄戴茂堂博士准备用现象学研究康德的美学思想。我于是想到研究康德的先验哲学到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这既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内，也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将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勾联起来，思路更加开阔，也更能出新意。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符合我探讨生存之根的哲学取向。因为我做哲学，原不是想做一个哲学史家的，我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论文终于做出来了，但是最初一点把握也没有。题目是《回返理性之源》。稿子照例是交给邓老师先看的。我计划1998年答辩，年前就将稿子的主要部分交给邓老师。邓老师非常仔细，是年春节，邓老师回老家长沙过年，行前他将我的稿子带着。我心忐忑不安，不敢打电话问邓老师。师兄邓安庆博士其时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一日打电话给安庆博士问好，并问见到邓老师没有。没有想到安庆博士说见到邓老师了，还谈到你的论文呢。我忙问邓老师说什么了。安庆说，邓老师说已看到的几章很不错，有自己的思想，但不知道剩下的两章怎么样。安庆对邓老师说，剩下的两章也应该不错。邓老师说还要看看再说。我很受鼓励，一口气将另外两章做完，年后交给了邓老师。答辩前，还见到一个小师弟汪森，他说年前去邓老师家问我们答辩的情况，邓老师说还不知道能不能答辩呢，但是现在邓老师对你评价不错嘛。最令我感动的是师母肖静宁教授。在论文答辩前我有事打电话到杨师家去。接电话的是师母。师母在电话里面压低着声音对我说，小魏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两个（指杨师与邓师）把房门关着正在房间里面窃窃私语呢，我偷听了半天，他们谈的都是关于你的论文，对你的论文评价很高啊，说是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论文了，但是他们是不会公开表扬你的，我也只能偷偷地讲给你听啊。要是你能调到武汉大学来就好了，只怕湖北大学不放你啊。一晃快过去九年了，师母小孩子般快乐的话语我现在还清晰可闻。博士毕业后有一次在华中科技大学开会，遇到江天骥先生的学生、时已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孙思博士，我们原先并不认识，及她知道我时，马上说，你就是魏敦友啊，肖静宁老师夸你呢，说是杨老师带魏敦友最省事的了。杨师果然象师母说的，没有当面表扬我。但杨师将北京梁志学先生的一封信给我，原来梁先生在给杨师的信中对我的论文多有褒奖。至今梁先生的信被我珍藏着。有一天晚上上邓老师家，邓老师忽然谈到我的论文说，你的论文不是最好的，本来可以做得最好。我一时无语，内心不禁感到肃然。五博士毕业之后，回湖北大学，其时的哲学研究所已并入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师兄江畅博士出任院党委书记。一日忽蒙召见，原来院里进行改组，成立了法学系，准备任命我做副系主任，同时还要参加哲学所的活动。我揣江兄意，怕我感到受了冷落，于是任一职。不意江兄此一决定竟改变了我的生命航向。竟从哲学的鱼塘而混入法学的鱼塘，体验两个鱼塘之冷暖，结识法学中之若干可爱可恶人物，人生如斯，殊可异也。我做了法学系副系主任后，颇有几分意色扬扬。一日至杨师家，言及其事，杨师虽不改微笑之面容，但我还是察觉到杨师眉头皱了皱。记得当时我心里面就咯噔了一下。不过木已成舟了。当时湖北大学法学系不过二十来个少年学子，乳臭未干。我第一次主持系里学术研讨会，扬言我们也得弄个法学学派才好。咱们湖北大学滨临沙湖，我说，咱们的法学学派就叫沙湖学派吧。狂妄自大，一至于此。然而不及半年，我就发现自己在法学领域的无知，及法学领域的博大，遂决定南下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立志读书十年，在法学领域或可有所成绩。此1999年8月间事也。来到南宁后，一日忽得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电话，说是杨师与邓师都推存我的论文参加2000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须做一个五千字左右的论文中英文摘要。我说我已经转向法学，哲学方面的奖项没有必要了吧。但研究生院的人说一定要参加的。拗不过去，只得胡乱写出一个论文摘要，不过只限于一中文。过了若干天，研究生院又来电话说，还缺英文呢。我说太麻烦了，我就不参加了吧。但研究院的人不同意，说北京的同学都寄过来了，抓紧做个英文摘要。还是拗不过，熬了一个通霄，勉强将英文摘要弄出寄去。后来我居然得了湖北省2000年度哲学类的优秀博士论文奖（每个学科一篇）。杨师去领的奖，可惜这一年没有获奖证书（后到杨师家，杨师还专门拿出去年杨师的获奖导师证书给我看，原来去年是师兄赵林博士获得此项奖，今年没有制作证书），只有奖金一千五百元，放在杨师那里。我跟师兄曾晓平博士说，钱我就不要了，你拿去买一个空调吧，武汉太热了。不久回武汉，和晓平兄一起上杨师家，钱还在杨师那里呢，晓平死活不肯要。当天晚上几个中学时代的同学知道我回来了，抓我去打麻将，结果一千五百元输得一分不剩。六其实我何以要离开武汉，经常被人抓去打麻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输钱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时间也白白地流逝了。心想自己不过三十出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人生岂不是白过了吗？自1999年8月离汉赴邕至今，转瞬整整七年矣。初时奋发读法学书，尽弃哲学，并受广西民进同志错爱，参与诸多社会活动，了解当代中国政治与人民生活。时间稍长，且人事不适，慨然而自觉一孤雁也。2001年3月间去复旦大学联系博士后事，先请杨师与邓师作一推荐，来往信件，皆由师兄曾晓平博士代劳。一日联系晓平，晓平电话中说，杨师与邓师的推荐词中对你的评价非常高呢。及拿到两师之推荐信时，果然两师对我之评价令我何其汗颜。于是深悔平生，竟沦落至此。至复旦大学时，遇到从武汉来复旦大学开会的邓老师、赵林、何卫平、欧阳康老师诸位。欧阳老师在会议期间语我，如果觉得在南宁太寂寞，随时可以回来。会议结束，上述诸位返汉，独我一人返邕。先送各位至机场，看到他们上飞机，一种孤雁的感觉顿时浸透了我的全身。后在复旦大学随黄颂杰教授、俞吾金教授做博士后两年，杨师很高兴。我揣杨师意，很希望我返哲学鱼塘。一日也觉得法学鱼塘里面太寂寞了，没有意思，于是突然想到回归哲学的鱼塘。趁参加广州现象学会议的机会，跑去找时在华师范大学任教的师兄陈晓平教授，看看能不能进他的哲学所。晓平兄知我意，非常热情，可惜哲学所不进人，晓平兄又给我联系法学系，我觉得意思不大，也不成功。记得晓芒师知我可能入陈晓平的哲学所很高兴，结果空喜了一场。有一次我从北京回武汉，见到晓芒师，其间晓芒师对我说回武大如何。我自觉学养不够，回武大不宜。去年从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参加西方法哲学讲习班，归时途中过汉，江畅兄、茂堂兄几位得知，安排一聚，相聚时也言及回湖北大学。我言流浪多时，于湖北大学一无贡献，无颜面回矣。遂终无缘哲学。因上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结识邓正来诸教授，加上原先结识的谢晖教授，及全国各地法理学学子，境界为之大开，一改先前之狭隘，此也是我觉得可以继续在法学鱼塘里混下去之机缘也。如若没有去年七月间之长春之行，我之人生如何，何由得知。记得此后广州晓平兄一直牵挂我，后来又来电说哲学所也要我了，问我愿意来否。我说近来情况有变，喜欢上法理学了。遂止。七但是我对哲学的感觉经过长时期的冬眠之后开始复苏。这也是可以告慰吾师的。初到南宁，因在法学院任职故，与哲学几无关系。因谢舜教授担任彼院院长要职，所任哲学研究生西方哲学史课程往往不能如期。因此之故，遵谢兄之命，偶尔客串一下西方哲学史课而已。虽是客串，而彼院哲学研究生诸君年轻活跃，可亲可爱，于我印象颇好，而其中一王姓同学印象最深。印象中，此同学来自山东省一贫困农家，为人开朗，思想活跃，余甚爱之，竟得不治之症而故去，仅得寿三十许。因为我在法学院，与彼院人事生疏，偶然相遇，也不过浮云，及彼等毕业之时，一日在路上遇见王同学，王同学一如往日，根本就忘记了他已患不治之症，其时同学们考博士风盛，忙问考博士否。得到的答复竟是魏老师您忘了，我得了癌症，您上个星期还捐了一百元呢。我顿时失语。不久就从谢兄处得知王姓同学病逝于山东省老家。此乃我至邕以来之绝大痛事也。每及此不禁潸然泪下也。许多混蛋无赖盘剥百姓，竟能长命百岁，而一善良学子却不得中寿，悠悠苍天，是何道理？！读司马迁《史记》，每至《伯夷叔齐》，想起王姓同学，掩卷叹息，痛上加痛。多次欲写出一篇悼念文字，及提笔时，竟无话。真正重新亲近哲学，应该是2003年。是年广西大学由时任研究生处副处长的邱耕田教授主持争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并将我列为第二学术带头人。硕士点竟得。遂于次年在彼院带两个哲学硕士生。恰在此时吾师翻译康德之三大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以此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年（1724-1804）。康德三大批判及杨师与邓师之著作重新回到我的视野，而更加爱之，每于夜深人静之时，展卷而读之不倦。原先曾感到哲学无力，现在重新又感觉到了哲学的伟大力量。一日深夜读吾二师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忽而想到希腊师徒三哲，曰苏格拉底，曰柏拉图，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氏以苏师马首是瞻，所著全是师之言行。而亚里士多德氏则反是，将老师与真理对立起来，其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流传千古。因读吾师书，猛悟得柏氏固然有错，怎能以老师马首是瞻，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亚氏此言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千古以来竟无人察其非。怎能将老师与真理对立？老师与学生，追求真理相互勉励之友也，若将老师与真理对立，则老师万劫不能复矣。私心以为，追求真理相互勉励之友则以吾之二师杨师与邓师最为楷模。念及此，不禁拍案而起，提笔而著成《老师、学生与真理》一篇，严斥亚氏之非。稿成，甚为自得，窃以为是文乃吾流落南邕以来之最精彩华章也。八读吾师文，深觉吾师笔力纵横，条理连贯，而意蕴深邃。虽以康德、黑格尔之精湛研究名世，吾师实际上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卓然而为一大家也。然小子不才，也多有为吾师憾者。所憾者何？所憾者有二。一曰吾师著文多所依傍，所言必康、黑，终不如直抒胸意。常想吾师如自创体系，空所依傍，必蔚为可观也。一曰吾师著文常以马首是瞻，常使小子皱眉头也。吾师宗马乃出自诚意，自不必论，远超追名逐利禄之徒者万倍，也正因此，小子常为吾师而憾，毕竟我中华文化五千年，雄视天下，代不乏人，虽然近世以来颇多磨难，但精神不能屈也，当自创新说，岂能奴隶于人。尝言近百年当有继孔子、董仲舒、朱熹之后中国第四位特大思想家将横空出世，所期者谁？杨师如此，我观之邓师也不能免。当然邓师已有直抒胸意之篇章，惜境界尚未全部开出也。揣其中因由，时欤？势欤？小子不得而知也。九不久前之某一夜晚，珞珈师兄晓平博士来电说，杨师今年八十岁之生日已悄悄地过了。我闻之愕然。师兄弟们十年前就在筹划此事，因杨师七十时，师兄弟们有意为杨师祝寿，此也是中国学术界之例也。然杨师为人低调，不愿声张，故未能如愿。今年杨师八十矣，当有庆祝会。杨师不改其低调之为人，在为数甚少的亲朋好友间度过了八十生日。连身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的晓平博士也未能与会，杨师及师母之“老谋深算”如此！晓平知，吾辈自然知了。事后师母方告诉晓平，并告诫晓平说不能将此事透露与别人。师母可爱，一至于此。晓平博士对我说，杨师文已臻化境，炉火纯青，略无杂尘，张弛适度，典雅纯正，圆润舒展。我今读之，甚然晓平之说，但我同时也从吾师文中读出了一种深藏在其中的昂扬的进取之精神，以及对于人类生活的深深的爱。不知晓平兄以为然否？正是吾师这种对于自由精神的执着，以及对于生活的深深的爱，感染了我，使我在这南国的午夜里，由读吾师文而想起入杨门十三载来诸多琐碎往事，禁不住提笔而录之。稿初成，回望这南国的校园里，寂无人声，树影婆娑，荷塘伴月色，池水听蛙鸣。此情此景，当与珞珈共之。唯愿吾杨门弟子努力奋斗，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发挥吾师之昂扬进取精神，不做鸡鸣狗盗之徒，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贡献绵薄。谨以此文为吾师八十寿！魏敦友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06-4-18深夜初稿2006-4-19上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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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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