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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古老的中国开始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从此，大中华一脚踏入法治的大道，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一路艰辛备至，迂回曲折。其中“礼法之争”就是一个久久难以达成共识的大问题。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到底要走建构主义的发展模式，推崇法律是绝对的至高无上；还是走经验主义的发展道路，大力借鉴西方法律制度为我所用，以中国特色法律治国，这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应该看得清楚，就像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斑马线一样，我们不曾认真地对待过法律。比如以前我们的政法委可以协调公检法，搞定法律。比如我们的重大敏感案件要向上级汇报，法律要服从于领导的意志。比如我们的一般民众，出了民事纠纷或刑事追究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人，企图通过关系摆平领导，牺牲法律。再比如，败诉后转移财产，让法院无从执行从而让法律架空，让你赢了官司赢不了钱。可以说，从上到下，我们喊依法治国声震于天，大会小会强调不断，标语横幅五彩缤纷，可是，真正落实到现实层面，其实谁都没有将法律当回事。 最近一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惹火了法律界。剧中李雪莲为了讨回自己的清白名声，坚持不懈上访了10几年，终于由于她的前夫秦玉河的死亡而不了了之。片中将中国的司法制度、行政制度、上访怪相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在笑声中感受到了中国当下的荒诞不经。我们知道，电影是一门艺术，艺术可以不同于现实，也允许虚构。可是，《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不是一部玄幻小说，而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电影作品要来源于现实，不能虚构不可能存在的现实。否则，其批判就显得没有根基，自己也成了一个荒唐的产物。该影片中完全虚构了一起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确认无效离婚”的诉讼，从而以此为出发点，作为批判中国现实种种乱相的根基。编剧和导演如此来展开电影情节，应该也同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法律有关。在他们眼里，反正就是李雪莲觉得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就行了。至于这个诉讼成立不成立那是无关紧要的。 同样是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邻国日本，其对待法律的匠人精神，与曾做过他们老师的中国相较，真有天壤之别。曾有朋友到日本看到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看到日本警察趴在地上，拿着皮尺一点一点的丈量，反复计算，为的是要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以判断双方的责任。而中国交警经常是把双方召集到一起，问你们说该怎么分担责任。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留学，因为一点小事在路上与同学扭打起来，这点事在我们国内也许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两个同学闹点小矛盾，打完了架，两个人气消了，说不定还能“不打不成交”，从此成为朋友。可在日本就这么点小事，当时被路过的人报了警，警察在两分钟之内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并把他们两个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这两个朋友很不在乎地说：“只是查看了一下身份证，录了点口供，反正日语也不怎么会说就把人放了。”那时候大家也都一笑了之，没当回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二年学校统一更新签证的时候，这两名同学同时因为违反治安条例被拒签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同学的留学生涯就此结束了，原因只是因为那次小小的打架事件。当时其他的同学第一反映就是惊讶，惊讶日本的法律如此严格、执法又如此地严密。 匠人精神，不仅是日本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沉淀。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难，难就难在认真二字上面。法律一旦制定，就具有自己的生命。认真的对待法律，不仅反映在我们日常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更体现在国人的思想内心深处。只有哪一天我们真心地信仰法律，认真地对待法律，哪一天我们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