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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整合的重点，当异体监督形成后，工作的重点，首先就是“全覆盖”，而上策，就是监察工作的全覆盖，少用机构的全覆盖，千万别再搞劳民伤财的监察人员全覆盖。把监察人员分散派驻到各个单位去，端别人的碗，吃别人的饭，住别人的房子，监察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是要克服官本位思想。汉武帝曾说过“以小治大，内外相维”，他用相当于县委书记的“小官”——刺史（年俸600石），去监督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大官”——郡守（年俸2000石），效果也很好。但我们过去监督中的官本位思想严重，正省级监督正省级，正厅级监督正厅级，正县级监督正县级……这种监督思想是苏联模式的一种，极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监督思想，实际过程中也是失败的。 所以前两年的巡视中我就提出，中央巡视组完全可以用副部级，正厅级或副厅级当巡视组长，巡视效果不一定比正部级当组长效果差。后来事实证明我这个判断没错。一个“廉价政府”才有利于成为一个“廉洁政府”，把监督成本搞太高，既不利于年轻监察干部成长，也也不利于“廉洁政府”建设。 凤凰评论《高见》：对监督者的监督，也就是方案提到的“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怎么实现？ 李永忠：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监督制约，第一靠内部分权，监察委员会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需要分开。如果外部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内部就不需要分权，国外的一些执政党不用在党内建立强大的监察委员会，就是因为有在野党强大的外部监督。而我们国情、党情决定，党内不允许有党，党外不允许有派。王岐山同志指出。“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最大挑战就是权力的有效监督，持续破解这一难题，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30多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使我清楚，破解这一难题，党内必须分权。由于多年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改革，未能取得实质进展。六中全会决定设立监察委员会，从国家行政机关中，将监察权独立出来，为将来党内分权试水。当相对独立出来的监察权，还未有强大的外部监督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时，监察委员会就必须要内部分权，而且要科学分权。不科学分权，可能导致要么内部制约的太厉害干不了事，要么内部没有制约，成为另一个新的最容易腐败的机构。 第二靠外部监督，首先纪委要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尽管合署办公，但是各自行使的职能不一样。纪委的工作是对违反纪律党员的追究，而监察委员会则是对行使公权力人员违法犯罪的惩处。党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具体在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中，也体现在纪委对监察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其次，是党委的监督，党在统一领导监督工作中也要注意发现监察委员会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还有人大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机关的监督，都可以成为外部监督力量。 第三靠权利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网络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目前的环境来看，这些权利主体的监督发挥作用远远不够。比如媒体监督，我觉得在试点地区应该开个口子，至少让党报党刊能对监察委员会形成比较好的监督。这方面一定要转变观念，批评不是负面报道，批评应该是主旋律。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顶层设计就是确定目标，划出底线 凤凰评论《高见》：试点选择北京、山西、浙江这三个地方，可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永忠：首先，北京是地理位置靠近中央，便于中央的直接指挥，也便于情况的迅速报告。其次，是因为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很多，这次改革是我们建国六十多年没有过的创举，需要广泛听取有研究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再者，北京是四个直辖市之一，可以积累将来在其余直辖市拷贝政改的经验。最后，还是为了表示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将首都作为试验点，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对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 第二个是浙江，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除了福建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相对有些省份来说，这里的政治生态比较好。另外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很好，民营经济本身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浙江也是沿海、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代表，在这里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了，有利于在沿海、东部地区的推动。 第三个是山西，山西既中部，又是腐败的重灾区，如果监察体制改革在重灾区都能成功的话，那么其他地方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无论反腐败还是发展经济，不能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需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过去一些地方的改革没有动力、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搞经改，没搞政改，干部群众的改革意识、动力都没激活、激发起来。监察体制改革搞好了，有可能把蕴藏在山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的改革动力和廉政基因充分的调动起来。 凤凰评论《高见》：这些不同地区的试点遵循统一方案，还是分别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 李永忠：我从来认为，顶层设计应该很简单，中央给一个大的目标，划条底线就行了。大的目标就是要加强对整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包括行使公权力的人的有效监督。底线就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