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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贺教授，你好，刚才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谈法律对经济有一个指导作用，即先有法律，经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把这个假设不断极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法律应该是指导经济，而经济是法律的一种后果？也就是说法律应该具有一种非常大的前瞻性，还是说法律与社会非常相吻合，也就是你在一本书上提到过，本土化和西化，我不想你的回答是一个折中的，我想你给我一个例子，要么西化，要么本土化。（笑声、掌声） 贺：你仿佛是律师在问证人问题，“请你说，是或者否。”（掌声）我想，韦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想去纠正马克思过分地强调经济决定论这样一个命题，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同意，实际上，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的时候，经济非常重要，但有些社会某些时期，宗教的信仰变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韦伯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因为它把新教这样一种伦理看作是欧洲资本主义得以合理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我们观察英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经验，表明优秀的法律人对普通法进行首先的改造，然后使得普通法能够更多的容纳资本主义的经济，保护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包括衡平法，信任法这些东西，非常地重要，这样一种法律体系，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要求法律制度更多的想方设法的去更加完善。这多多少少有点像马路和汽车之间关系。泉州市路堵呀，大家十分着急，市政府赶快把这个路拓宽，拓宽之后我们民了很多的车，车越来越多，路又开始堵了，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有一本书叫《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美国的泰勒和另外一位学者写的。这本书非常仔细地分析了的理论，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很多的描述，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素材是值得我们去阅读的。 本土化和西方化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历来是比较简单化的问题，也许有一点贴标签。这两年主张法律本土化最重要的学者就前几天给你们讲座的朱苏力。苏办这个人，刚刚回国，从美国留学7年回来，突然搞起本土资源，“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大家感到很意外，什么意思？仔细去研究苏力的“本土资源”，你们会发现苏力所谓的“本土资源”，其实并不意味着他要对于中国的历史表达一份尊重。有许多人认为“本土资源”是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比方说，我们要用儒家思想支塑造我们的社会。我有一个老同学，叫蒋庆，他在深圳行政学院，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一心研究儒家思想，他是政治儒学在大陆的一个代表人物，或者说其实是要开启政治儒学的一个新路子，过去的新儒学相信儒家思想必定要在现代发扬光大，不然他们就不叫新儒学。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儒家思想最重要，最成功的方面在于使一个人的内心得到良好的修养。儒家思想家相信每一个人的内心得到良好的修养，就可以化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叫内圣外王。但是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只有内圣，就是搞不出外王来。士大夫阶层口号连天，“为天地立心，你立一个心在天地之间给我看看，胡适是一个直观主义者。口号是非常响亮，但社会秩序是每况愈下，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到底在哪？老派的新儒学家们，大致上都逐渐地开始相信，我们在内圣方面要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但是在外王方面必须引进西方的宪政，民主，法治这样的一些观念，把两者加以完美的结合。最后，内圣开出外往花，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儒学复兴第三期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儒学思想跟西方宪政、民主、自由、法制这些东西加以完美的结合，这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是新儒学的一个观念。 蒋庆先生对此独不以为然也。他说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儒学先哲们，像孔子，朱熹，王阳明这此人，他们并非常没有政治哲学，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学说，只是我们后来的不肖子孙们把这种伟大的政治传统给扔掉了。他认为，我们今后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仍然要以中国本身的对制度建构的理念为最基础性的要件，而不可以是将新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嫁接在一块，驴唇不对马嘴。他的学说非常地复杂，大家可以看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的一本书，书名就叫《政治儒学》，很值得去关注他的一些思考。蒋庆先生的学说，我其实是并不赞成，我认为他走错了路，他希望我今后努力，在中国的最高法院门口竖立起一个孔子的大塑像（笑声）。他认为孔子是最大的法官，我说儒家的学说在法律这一块，在诉讼这一块到底如何体现，他说是德主刑辅，这样的东西，两年都没有走出来的路，蒋庆能不能把它走出来，我很粗心，而且，一到了现实措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荒唐！在网上，有人把他的观点贴出来了，然后，后面贴的朋友说，什么时候考古董出来了。（笑声） 这分明是一种本土资源，但另外一种类型的本土资源，就是苏力教授所主张的本土资源，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对非正式制度的尊重，这是他一种大的偏向。苏力的许多文章是歪曲历史，他并不尊重历史，在他看来，本土资源跟历史没有多大的关系。比方说，他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认为他胡说八道，（笑声）他更多地带有一种纯粹社会学家的那种手法，或人类学家的手法，有的时候还带有一点经济学的眼光。所以，他的这种方法给人的感觉，有一点不像法学的，这是我对他的一点担忧。 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大致的西方化论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给你回答，我相信西方这一套宪政、法治、民主这一套基本的学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民主不分东方，西方。我们在观察阅读古人著作的时候，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古人又何尝没有渴望过一种更加合理的良好的统治，比方说，“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这一种把明视为天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制度如何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当中？ 你们可能知道，我最近惹了一点小麻烦，我主张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的时候，把“人民法院”前面的“人民”给去掉，结果，激起轩然大波，网上吵成一片。比肖扬更高的领导打了几个电话给肖扬院长，说怎么回事，刚刚我们在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勤为民所系，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肖扬十分着急，说贺卫方，怎么回事，胡说八道。我认为人民法院是不是真正服务于人民，并不在于你前面有没有“人民”两个字。你一个国家不创造一个有效的途径，让人民能够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叫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县长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自己来选，起码的途径都不给大家提供，天天在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说这些空话有什么用！（热烈、掌声）谢谢大家！所以，我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觉得我不要人为地在东西方之间划界，设栅栏，说这是西方的，这是东方的。其实不是的，真实的去观察一下的话，在许多方面，我们古人已经表达了对法治、民主的一种渴望。只不过，被西方人先走在前面了。我们思贤，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相信孔子在世，现在又活过来了，以他老人家开放的胸怀，不一定会说，我赞成贺卫方的全盘西化论。（笑声、热烈的掌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