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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同时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在理论上，这被认为是环境立法由结果犯向行为犯扩张的表现。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为了规范、指引实践操作，将“严重污染环境”具体化为14种情形。《解释》的细化规定虽然使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变得清晰，但也引发了理论争议。 有观点认为，《解释》第1条前5项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5种行为，而后9项则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9种结果。此种解释方式将行为犯与结果犯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之下，表现出了一定的糅合性。 也有观点认为，本罪是结果犯，主要理由为：第一，本罪是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发展而来，后者是结果犯，故本罪也应当为结果犯。第二，本罪的罪过形态包含过失，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第三，根据《解释》规定，第1条中后9项事实上都要求行为造成一定的结果方符合“严重污染环境”之要求。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虽然是本罪的前身，但是立法者已对其罪名表述进行了改造，删除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结果犯特征性表述。这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思维的转变。第二，虽然本罪罪过形态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得出本罪是结果犯的结论。因为逻辑推理大前提中，既有故意形态，也有过失形态，上述推理有意忽略了故意形态。简言之，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污染结果。第三，《解释》第1条中后9项虽然要求行为对人身、财产等造成一定的危害，但并不等于本罪为结果犯。因为即使是行为犯，也要求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我们认同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并不意味着任何的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在特定的地点、超过特定的数量排放、倾倒、处置的，才构成犯罪。因此，后9项事实上是通过污染行为对人身、财产的侵害程度，体现环境污染行为的具体程度。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属于行为犯还有如下理由：第一，符合立法趋势。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纵观近几年刑事立法，会发现刑法的触角不断前移。行为犯、抽象的危险犯不断增多。最为典型的便是醉酒驾驶入刑，这体现出立法者由结果无价值论向行为无价值论的思维转变。第二，打击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现实需要。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行为逐渐增多，而环境污染行为一般具有污染结果的缓释性，即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往往时间间隔较长，导致因果关系认定困难。如果将本罪界定为结果犯，可能会因为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而放纵犯罪。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行为通常涉及面广，污染结果一旦出现，将对环境和公众的人身、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某些危害结果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如果将本罪认定为结果犯会导致刑事打击过于滞后，不利于环境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