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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3月13日报道，“一府两院”报告中印上二维码，这个60多年来鲜有先例的现象，或将从今年两会开始成为惯例。继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页印上二维码、展示中央政府过去一年目标完成情况之后，12日提交人代会审议的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报告，亦在文本中印上二维码。除了用H5等新媒体形式展示两院在过去一年工作情况外，最高法报告附件中的二维码，还链接到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9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庭审视频；最高检报告则附有12个二维码，可以扫出1200余位代表委员过去一年对最高检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互联网时代，报告上印二维码，既是应和潮流之举，无疑也体现了“一府两院”的亲民形象。早在3月5日总理作报告当天，舆论对此就有推进“互联网+”和“推动数字政务”的赞誉。但如果置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这还不是二维码的全部意义。 “两高”报告并不是第一次试水二维码。早在2015年，最高法和最高检就不约而同在发给代表的报告中印上了二维码，内容是两院的“官微”和“官博”。相比起来，今年的二维码非但内容大大扩充，意义也完全不同——两年前那次更多是“广告”，而今年则是实打实的“报告”。 所谓报告，是向代表报告，也是向人民报告。这是“一府两院”在两会上的核心职责。作为“报告”的二维码同作为“广告”的二维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仅要彰显一种亲民姿态，更要提供实实在在的“干货”，来告诉人大代表“一府两院”究竟做了什么、做到了什么、做得如何。 这是贴二维码的真正意图，即通过更充分的信息公开，让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有更多抓手——白纸黑字的报告要在一两个小时内读完，毕竟篇幅有限，不可能包罗万象；而要从高度概括的字里行间审出“一府两院”工作的具体绩效，对代表们也是不小的考验。在讲究绩效的时代，监督需要实而又实，报告自然也要首先变得实而又实，公开的内容也应当细而又细。 无论从“一府两院”陈述自身工作，还是让代表有效开展监督的角度，对报告进行延展都是愈发迫切的需要。于是前些年“一府两院”报告开始有了“名词解释”和“附件”，后来又配套发给代表一些“参阅资料”，直到如今“扫一扫”就能看到“一府两院”工作实绩的二维码，甚至是像最高法那样直接亮出庭审视频，让代表以最直观方式检验“司法公正”的含金量。 从形式上说，这已经诠释出“阳光下公开”的内涵，并对民意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呼应。也只有在这样的层面上，二维码对于“一府两院”报告才会显示特殊价值，并且变得不可或缺——它首先应当是向代表和民众的“如实报告”，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一府两院”的“形象广告”。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各层级的“一府两院”和相关机构思考和借鉴。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文风，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基层一些地方对此也有过一些尝试，甚至是突破常规之举——比如一些地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入“网言网语”，甚至把报告写成一首长长的“五言诗”，都曾刷新过风气、也曾引发过争议。可以预见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贴二维码或用其他“互联网化”的方式对报告进行“再加工”，也将成为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竞相仿效的潮流。 但文风问题的实质，是作风和绩效的问题。以今天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互联网思维”，贴二维码本身不难，难在能不能从二维码里扫出人们需要的真东西。从本质上，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份“加长版”报告，不是一些酷炫的互动效果，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广告”，而是真正的“干货”——实打实的信息、利于监督的材料。唯有如此，扫二维码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而不至于像很多事情那样遭遇“形式大于内容”的非议，甚至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去年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曾当众表示，政务公开“要让群众像扫二维码一样清清楚楚”。扫二维码要清清楚楚，二维码扫出的东西当然也要清清楚楚。这方面，今年的“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开了一个好头，同时仍有完善和提升的空间；而以之为样板的各级行政和司法机构，都不妨在贴二维码之前，多想一想“扫些什么”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