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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侦查技术手段和侦查能力不甚完备的阶段，有条件地限制实物证据排除将对惩罚犯罪大有益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第二这种程序违法非常严重以至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第三这种程序违法不能被补正或不能被合理解释。可见，我国对实物证据的排除有严格的限制，不轻易将其排除在证据锁链之外。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实际上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特别是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较难把握，事实上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非法实物证据在事实上无法得到排除。由于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不可替代性，出于惩罚犯罪的需要，对其限定严格的排除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国仍然重惩罚，轻保障的现实背景下，过高的门槛又会使法律规定流于形式，起不到其应有的人权保障的作用。建议在未来的立法中，更加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条件，适度降低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难度，从而更加契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双重价值。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排除机关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即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和法院均为法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当依据的程序，新《刑事诉讼法》未予以明确规定，对此，应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