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18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百年中国，犹如风雨之中的一条船，在历史的急流险滩中，如何避免成为“泰坦尼克号”，最终驶向成功的彼岸，乃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的一个持久的难题。百年中国的学府，伴随着艰难的国运，载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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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百年中国，犹如风雨之中的一条船，在历史的急流险滩中，如何避免成为“泰坦尼克号”，最终驶向成功的彼岸，乃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的一个持久的难题。百年中国的学府，伴随着艰难的国运，载沉载浮。学府和政府之间，学运和时运之间，载不动许多愁。如果说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的钱伟长、熊大缜、彭桓武、龚祥瑞、徐毓楠等第七级学长，还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读书环境，越往后，北平之大，越难难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6年清华第八级毕业生，1937年清华第九级毕业生的级歌，都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先生撰写，朱自清先生在清华颇负人望，与先生对学友亲切平易、有求必应的态度大有关联，级歌歌词，则是一个明证。李长之、吴恩裕、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段学复等第八级学友，所唱级歌中的第一句就是——维风雨飘摇，维风雨飘摇，鸡鸣四野声寥寥。1937年毕业的赵德尊、黄绍湘、葛庭燧、秦馨菱、戴振铎、杨联升等第九级学友，则唱着朱自清先生激情澎拜、热血沸腾的级歌毕业——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莫怕艰难，莫怕煎熬，戮力同心全在咱。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际遇，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使命。单以水木清华而论，1933年毕业的钱钟书还可以保持一种寂寞的自由，有一种淡定的心境，沉潜学术。1933年入学的研究生费孝通，也可以成为一代社会学家。钱钟书离开校园之后，仅仅隔了一年，1934年何炳棣来到水木清华，这时候，已经物是人非了。我在北平清华的三整学年（1934——1937）确实非常专心用功的三年；尽可能挖出自修的时间仍感不足，又怎愿分神于政治运动呢？在不满百年的人生中，但愿能有三四年短暂的机会钻进象牙之塔，却因国难之日益加深而无法全部实现。（《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2页）何炳棣一生之中，有很多事情，没有一以贯之的思路，这一点，相信《自负的何炳棣》一文，会给诸位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但，何炳棣自有可贵之处，何炳棣有着强烈的非同一般的国家认同，1949年之前如此，1949年之后，依然如此，这一点是一贯的。“但愿能有三四年短暂的机会钻进象牙之塔，却因国难之日益加深而无法全部实现。”何炳棣说，国难之日益加深，水木清华钻进象牙塔的愿望无法全部实现，可见何炳棣浓厚的国家意识，但，何炳棣人生的真正定位是在追求学问，而非救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的从政。政治干扰了学术，放眼望去，内忧外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政治会随时干预学术，这是民国年间中国的政治的“大气候”和“小气候”所决定的，三十年代中期的水木清华，俨然成为北方政治火药库的引擎，不以何炳棣的意志为转移。先看看何炳棣同级学友——赵俪生的回忆：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中派的特色是不过问政治，闷着头干功课。他们说，俺爹俺娘在家里辛苦种地，俺就该好好念书，挣个好分数。右派，是指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5元、10元、15元津贴的那些人，在大礼堂往进步教授洋服上丢生鸡蛋的是他们；举手表决时一个人两只手，纠察队查票树、查左边一区时他们跑到左边、查到右边一区时他们跑到右边的，还是他们。我们叫他们“老法”（法西斯）。左派呢，是指在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批人，他们不少人最初受虚无主义影响，热情于国家的兴亡，喜欢奔走呼号，有时不免于大哼（哄）大嗡。当时清华教务长潘光旦说学生会有三类：一类是“学生自活会”，那是指弄点福利、组织组织春季郊游之类；一类是“学生被治会”，那是指被校外政党、政派暗地里操纵的情况；一类才是整整的学生自治会。在各种势力明争暗斗的情况下，这种纯自治只是一种乌托邦。（《篱槿堂自叙》）赵俪生属于左派学生，清华学生分左中右，毛润之补说有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一分为三，还是比较符合清华学生的生态。按月从励志社领津贴的右派学生，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二三，也就可以了。赵俪生说的非常肯定，似乎右派学生都从励志社领津贴，怕是有点以偏概全。我觉得清华学生中没有领津贴的右派，怕也不会没有。右派学生并不是没有国家意识的人，热情于国家的兴亡，并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学生往进步教授身上丢生鸡蛋，左派学生的作为，有时候也可圈可点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在三十年代中期，并没有成长为民主斗士，只是一位希望学生好好读书的先生，双拐被抢去，差一点受到人身攻击，这又是哪派学生的所作所为呢？依照赵俪生的分类，埋头苦读主观上并不想成为右派的何炳棣，竟然成为左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又如何解释呢？何炳棣也是很有意思的，大概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属于那一个圈子？1932年底何炳棣在南开“闹学潮”，南开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开除学籍，1933年开春来到北平准备高考时，就由南开同班、初中时田径密友周永升介绍认识了手笔快、口才好的黄诚。和黄诚在一起的吴承明也是1933年春即在北平认识的。何炳棣自始即认为吴承明是清华十级（1934年入学）头脑最清楚、分析能力最强的级友之一。“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克广（依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虽是背诵，文稿是须事前自己亲撰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2——73页）何炳棣本人有过学潮的经历，所以，对闹学潮的学友，并无恶感。机缘巧合，清华学运的种子选手，何炳棣都不陌生。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黄诚、吴承明、姚克广的政治才干，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中，得到了锻炼，但，崭露头角，则是在入学不久的“反拖尸”运动。清华新生报到，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流程，财务科缴费，教务处注册，校医院检查身体之外，还有一项：到体育馆检验身体。清华新生报到，最关键的一项，也最具有美国风格的，就是在体育馆检验身体。何炳棣的级友赵俪生有着生动的回忆：先是“钻狗洞”。记得昆曲《燕子笺》中有“钻狗洞”一折，那个小生念道：“罢，到这时候，也就顾不得了。”我们当时的心情，也正好如此。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步枪上装有刺刀，刺刀尖向着洞内，钻洞人必须蜿蜒着才能躲过刺刀尖，英文叫zigzag，爬出洞去。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画着像《解析几何》里高次方程的曲线，叫你沿着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那位Sophomore（二年级生）先生就喝斥一声Repeat（重来）……这样的程序大约有五、六个，然后到最后一个程序，像“三堂会审”一样，三个凶神恶煞般的“拖尸团”头头命令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个彪形大汉将你用力上下颠簸，然后一摔；我想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就该去见上帝了。但这还没完，又听厉声吩咐你爬起来，到头头们面前的桌子跟前执行“盖章”。这“章”是专门到屠宰场仿制来的“验讫”二字，用紫印色打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至于具体打在哪里，要按头头们的意向。他看你调皮，就打到脑门上；我大概由于老实，给我打在后脖子梗上了。用衬衫领子一遮，可以躲过眼目。而打在额头上的呢？我见过，一走进大食堂，立刻惹起一片轰笑。（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32——33页）记得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拖尸”一事的经过，草垫子上执行的四位彪形大汉，好像有季羡林的山东老乡，敷衍过去了，轻拿轻放，给季羡林造成的阴影，并不太大。但，季羡林对这种恶作剧，也持反对意见。只是季羡林所在的1930年入学的第六级学生，活泼勇敢的“校园政治活动家”，能量还不够大。我们十级最大的特色是自始至终即表现出特别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表现政治活动能力的头一个对象是反抗“拖尸”（toss）运动。“拖尸”是指引进已久的美国大学本科陋习，高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半游戏、半污染性的人身“虐待”。 （《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3页）“反拖尸”运动大获全胜，极大地提振了清华第十级学友的信心，一批校园政治活动家脱颖而出，第十级学友因此在学生自治会中得以占据主导地位，为一年之后的一二·九运动培养了骨干，锻炼了队伍，进一步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新生力量。何炳棣引用了同级学友——居浩然的追忆：……就在反“拖尸”运动的号召下组成〔十级〕级会，由此领袖人才纷纷脱颖而出。入校不到三个月，已进而问鼎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若在往年，这无异痴心妄想。因为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权一直操在三四年级老大哥手中。就是一年媳妇熬成婆的九级，也只能在外围摇旗呐喊。到了我们十级，天下大变。一年级时“新鲜人”（freshmen）已活跃大礼堂，二年级开始，大礼堂讲台上主席团的成员十级占半数以上。就中如黄诚、吴承明、姚克广诸拔尖人物，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辞锋之锐利，往往使老大哥相形见绌。1935年秋，……黄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清华学生会主席，也因此当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天安门大会的总主席。（《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3页）接下来，何炳棣有一段话话，颇耐人寻味：由于与黄、吴考清华前已认识，姚的才干和英文令人钦佩，反“拖尸”又是正义运动，有助于建立十级的尊严，更由于我正在力求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原则，所以整个第一学年竟能不过问校内政治，在磨练一己意志之中“平静”地度过。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左派同学竞选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都无异议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3——74页）依照这一段，何炳棣第一年就有进行校园政治的意愿，第一，何炳棣本人在南开中学就闹过学潮，有着校园政治的经验；第二，清华进行校园政治的学友，不是黄诚、吴承明这样的“老熟人”，就是成绩优异的新学友——姚克广。何炳棣有着这么优越的条件，不参与领导“反拖尸”运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阅读过《“自负”的何炳棣》一文的读者，应该能想起来，何炳棣大学一年级，压力特别大，尽管在1933——1934年在山东大学遇到化学家汤腾汉和傅鹰先生，但，何炳棣所在的清华化学系，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的同学，化学基础特别牢，何炳棣面临着“末位淘汰”的危险，一年之中，只争朝夕，用于化学的学习，还是不如人意。1935年暑假过后，何炳棣转入历史学系，大一的心理阴影才慢慢消退。不必做实验了，也不必担心末位淘汰了，何炳棣校园政治的热情，重新被点燃了，面对大礼堂讲台上黄诚、吴承明、姚克广，这些熟人的身影，何炳棣并不甘心。“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左派同学竞选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都无异议的”。大礼堂讲台上坐的几位以左派为多，黄诚、吴承明、姚克广，如果讲台上坐的以右派为多，何炳棣对右派同学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就会甘之如饴吗？不会，绝对不会！理由很简单，坐在主席台上的，只要不是何炳棣，那么就绝对不会满意。一二·九运动，正好给了何炳棣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何炳棣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贯以正确自居的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表示出对黄诚、吴承明、姚克广个人的恶感，因为，这几位都是不能惹的大人物。黄诚在皖南事变之前，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吴承明与何炳棣是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一代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可以说是最有资格“掂量”何炳棣的学识分量同行；姚克广，后来改名姚依林，官至政治局常委。何炳棣将矛头对准了与自己颇有渊源的清华历史系一位学姐——黄绍湘。黄绍湘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为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黄佑昌先生，黄先生前往南方出任大法官，黄绍湘坚决不离开北平，为了满足母亲“金饭碗税务，银饭碗盐务”的要求，曾有盐务专科学校的学历，但，魂牵梦绕的依然是水木清华。机缘巧合，1934年何炳棣入读清华时，黄绍湘也来到清华。1934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插班生，当时严峻的民族文集逐渐促使我对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强烈愿望，因而，第二学年转到了历史系。1935年间，北平学生呼唤出“偌大的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激于民族义愤，我随同学一起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在清华被选任为学生救国会委员，并代表清华参加“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活动，经受了不少锻炼，在政治思想上确定了民族解放事业毕生的信念。（《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黄绍湘》第895页）无巧不成书，1935年暑假之后，黄绍湘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三年级；何炳棣则从化学系转入历史系二年级。黄绍湘1937年在卢沟桥事件的硝烟中，唱着朱自清先生作词的级歌，告别水木清华——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莫怕艰难，莫怕煎熬，戮力同心全在咱。回首平生，水木清华赋予了黄绍湘一生的志业。在聊汪子嵩、张世英时，曾经说过，西南联大是一所“又红又专”的学府，西南联大“又红又专”的底色，追本溯源，其实是1937年之前，一代代清华人奠定的。清华校史研究室徐心坦介绍：1934年当时的河北省委派人到北平，只寻找到了七位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自从1926年11月王达成担任清华第一任支部书记以来，至七七事变，十一年间，清华先后有27位支部书记，一直在拓展空间。这是研究清华校史须要深入研究的一个线索。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胡乔木就想发展季羡林加入组织，老实巴交的季羡林，一心想着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依照赵俪生的分类法，季羡林是一位中派学生，甘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做非分之想。1934年何炳棣的同级学友——赵俪生，是在赵德尊的介绍下，加入当的外围组织，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班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他在1935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庭祥（即郑天翔）、我、冯宝麟（即冯契）、邵森棣（女）；王逊因为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被捕过，这次似乎没有参加。此外，还有赵德尊的同年同级同学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邵景渊（女）参加了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仿佛还有王作民（女）。我们这一伙，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组织到一起了。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成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篱槿堂自叙》，第40——41页）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邵景渊与赵德尊还是外国文学系同班同学，五位皆于1937年毕业。当年外国文学系毕业生，总共有十六位，竟有五位同学为清华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赵德尊发展组织关系，并不生拉硬拽，而是顺应学友的特长，王瑶号称“小胡风”，郑庭祥和赵俪生，爱搞翻译，后来的新生，也有不少加入的，比方诗人穆旦。性情奔放黄绍湘来到水木清华，名师荟萃，典籍丰富，社团活跃，这一切，使得黄绍湘产生一种自由感，顿时如鱼得水。一二·九运动，成为黄绍湘人生的分水岭。设若没有一二·九运动，黄绍湘还能在既有的轨道滑行，成为一名在专业上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但是时代的巨大洪流，裹挟着水木清华的学子，黄绍湘积极参与清华救国会的工作，并很快以其满腔的热忱、雄辩的口才在水木清华脱颖而出。在黄诚、吴承明、姚克广的领导下，压抑了四年的北平学界终于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点燃了压抑心中的爱国热忱，同时，旷日持久的学潮，也冲击着清华园基本的教学秩序。我之卷入政治斗争是因为“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两个月间左派领导的请愿、罢课、罢考，尤其是1936年2月20日下午教授会在科学馆三楼大教室“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以致引起在校总共74位教授中68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这天晚上我们不少埋头读书的同学就在同方部（早期所建的小礼堂）开会，商讨如何组织起来，对抗救国会持续破坏校规秩序的策略。（《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4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明确记载国立清华大学教授辞职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教授有：张奚若、萧公权、赵风喈、雷海宗、张大煜、赵忠尧、熊庆来、蔡方荫、施嘉炀、金岳霖、赵友民、萧蘧、陈福田、沈乃正、倪俊、李景汉、王文显、俞平伯、孔繁霱、刘崇鋐、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潘光旦、高崇熙、张子高、袁复礼、任之恭、陈之迈、章明涛、赵访熊、曾远荣、杨武之、浦薛凤、王化成、陶葆楷、王力、庄前鼎、李辑祥、张泽熙、冯景兰、叶公超、赵人隽、闻一多、余肇池、朱自清、殷祖澜、殷文友、周培源、华兰徳（德人）。因事未能到会补签名单：陈岱孙、孙国华、萨本铁、陈寅恪、洪绂、张印堂、马约翰、刘仙洲、李郁荣、黄子卿、郑桐荪、吴宓、邓以蛰。当时，何炳棣这一派与清华教授想到一起的学友，属于少数，美其名曰“同方派”，其实是毫无组织经验的乌合之众。（何炳棣语）复课之后，“同方派”学友的目的已经达到，潜入书海，接着刻苦用功了。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激流之中，热血沸腾的部分清华学友，开始了红色人生，黄绍湘和同班同学吴瀚都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吴瀚还是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中唯一的女学生，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不约而同，黄绍湘和吴瀚于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时，清华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183位，有共产党员42位，当时在校学生总数为708人。何炳棣再次卷入政治斗争，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斗争的对象正是学姐黄绍湘。我1936年12月25日晚所作所为和所遭遇详忆如下。获知蒋介石飞返南京，国家不致大乱之后，我照常去图书馆“开矿”，不理大礼堂开会之事。但因西安事变戏剧式的开始和结束使我无法平静集中读书。大概快到九点钟时我即走出图书馆，南开中学同班老友陈国庆正走向前来，对我说：“今晚他们在大礼堂开会，真是像丧家之犬一样，可是还要喊中华民族万岁，不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一听大怒，心想这些只知有“第三国际”的竟如此没有国家观念，于是对陈说，“咱们去一院学生会”，就向南走去，想不到全楼相当清净，简直没有看见什么人，于是就上楼了，学生或办公室内只有黄绍湘一人看守，我们不顾她的盘问，夺步走到柜台之后去翻检架子上的各种各样的印刷宣传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一眼就看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我立即决定先回七院宿舍，把这项文件放好，可是在屋子里呆不住，莫名其妙地走向四院，强迫工友开高班同学何风元的房门，搜查秘密文件而一无所获。空手出四院，大操场上已有不少同学喧喧嚷嚷，人数越来越多，一二十分钟内已聚集了好几百人。我站在体育馆外，这时物理系同级的王天眷双手叉腰，眼瞪着我，踱来踱去，重复地用宁波腔的国语说：“你是好汉，好汉怎么做强盗？！……”他终于用拳头向我左肋猛击，我闪开，用拳头向他左肩还击；这时原本沮丧的左派同学已人多势众，而且不少人拿了棍棒，我就杀开一条血路，急急跑向北院刘崇鋐先生寓所“避难”。（《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8——79页）夜阑人静，何炳棣作别刘崇鋐先生，蹑手蹑脚回到七院宿舍，舍友黄明信担心何炳棣遭受毒打，已经联系几位南开校友商量保护何炳棣的安全，次日上午在这几位南开校友的贴身保护之下，在路上多亏杨武之先生仗义执言：同学不可以打人，这才到了梅校长寓所，向梅先生面陈张学良、杨虎城津贴民先的铁证。何炳棣的政治态度，在这次事件之中，显露无疑。如果何炳棣是只拉车不纹路的“老夫子”，怎么会从学生会办公室拿到张学良、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之后，回到宿舍略作盘旋，跑到四院宿舍，强迫工友开何风元的房门？何风元是何等人物，何炳棣心知肚明，怎么会“莫名其妙”？何风元这个人，堪称传奇人物，两航起义的策划者，1949年之后，曾担任过民航局局长。只是留在历史中印迹，被严重低估了。何风元是苏州中学毕业生，1930年考入清华，1934年毕业于外国文学系，这是一位职业学生，1934年毕业之后，依然在清华漂着。钱伟长回忆叶企孙先生，特别提到何风元。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都考了个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以名列前茅而被录取。入校后，即为清华的苏州中学校友会所注意而安排和苏中老同学何风元、殷大钧同住一室。以后知道殷、何都是物理系老同学，殷是当时清华的中共地下党书记，物理系四年级同学，后来1946年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曾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的秘书。殷毕业离校后何继任书记。（钱伟长：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叶企孙，《世纪清华》第104页）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之后，1936年1月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到西安面见张学良，此间，北平学联和民先派出了以黄诚、敖白枫、何风元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宗旨。何风元从西安回到北平，依然生活在水木清华，既然何炳棣与黄诚、吴承明、姚克广打过交道，他们后面的“领导”——何风元，想来何炳棣是能够猜得到的。何炳棣卷入政治，比起所反对的左派，也没有显示有多么成熟，单枪匹马，呈匹夫之勇，强迫工友打开何风元的宿舍，这涉及到非法侵入民宅了。引起民愤，那是很自然的。1936年12月28日出版的《清华副刊》，醒目刊登——救国会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开头就有，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5页）还有一段涉及到何炳棣：事后立刻请潘教务长来查看，荒乱不堪，随着听说何炳棣、刘安义等到宿舍去非法搜查同学房间，有殴打同学的情形，潘教务长于是又到体育馆前去查看了。（《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7页）从黄绍湘的叙述来看，第一，何炳棣属于对学生会办公室进行打砸抢的头头之一，要不然怎么以刘安义、何炳棣聚众开头呢？第二，仔细看过，又有疑惑，黄绍湘的陈述，并没有写到何炳棣究竟对黄绍湘有何非法行为。一个矮个子拳头落在黄绍湘胸上，这就排除了何炳棣的嫌疑，因为何炳棣是六尺大汉。再则何炳棣对黄绍湘不法，那么何炳棣的“罪行”，自然不会遗漏。既然何炳棣领头，但，黄绍湘也没有叙述何炳棣具体的“罪行”，不妨进行合理的推断，何炳棣抓到了学生会办公室清华救国会的“把柄”，令有“小钢炮”之称的黄绍湘气愤不已，万炮齐发，“轰死”何炳棣。这件事情过去六十年以后，何炳棣依然心绪难平，西安事变真正是天下大乱，他们的希望和企图是酿造长期更大的混乱。蒋介石被释放，西南事变的解决对救国会等组织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轰击，以致当晚中立的同学们无不觉得平素得意洋洋的救国会领导者个个都如“丧家之犬”，他们怎能像黄绍湘所述那般公正、客观、安详地“谈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亏得迅速，不知涂炭生灵等话……”呢？！（《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8页）《读史阅世六十年》2014年9月出版，黄绍湘已近百岁高龄，斗志顽强地活着，黄绍湘的同班同学，民先队员，南下宣传团唯一的女队员——吴瀚，也建在。何炳棣所叙述偏离史实，黄绍湘和吴瀚两位学友，有责任有义务进行有理有据地批驳。逻辑清晰，思维严谨的吴承明同学，2011年离开人世，尚未看到何炳棣书的大陆版，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黄绍湘和何炳棣特别有缘，历史没有仅仅安排一次，何炳棣与黄绍湘同台打擂。这次擂台是在异国他乡，万水千山之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七七事变”后，我经天津、烟台、南京、武汉到长沙老家，立即参加当地的救亡活动。长沙大火前，随工作单位湖南省地方行政干校迁到泸溪。不久该校解散。湘西各县反动势力抬头，救亡活动难以继续展开，才于1939年5月到了重庆。正遇敌机进行大轰炸，只得在郊区私立中学教英文。由于在学生中照《新华日报》内容，宣传进步思想，曾被两个中学解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掀起反共高潮，只得另换中学教书，并进行更隐蔽的革命活动。1941年12月7日，日均突袭珍珠港，日、德、意对美宣战，二次大战全面展开。1943年2月侵苏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美英盟军在各个战场也取得了胜利，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再这样的形势下，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当时我认为，战后美国必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各方面研究美国有其迫切性，而国内对美国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因此，在和清华同学罗清商议后，参加了留美历史名额考试，并被录取。在各方面的资助下，半了护照，以二十一比一（法币比美元）的官价，买了六千四百美元金票（包括旅费）。1944年8月，由重庆搭机至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在一个保密的晚上，和几位女同学上了美军的运输巨轮。轮船两侧有几艘驱逐舰护航；舱底层载的是意大利战俘，运往美国充当劳动力；中上层是美军年轻官兵；女客、女军人住在三层。巨轮南经印度洋，绕过澳洲南部和新西兰，再沿中美洲西岸到旧金山登录，历时一个半月。海天一色，生活枯燥，是一次惊险的旅行。我从旧金山乘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黄绍湘》第895——896页）有资料记载，黄绍湘投考留美一事，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并资助两千美金，依然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且看惜墨如金的黄绍湘盘点在美国的工作：我还结识一些进步的美国同学，我和他们一起参加林语堂和史沫特莱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辩论会，美国基层选举讨论会，工会工作讨论会和其他进步活动。我参加了蒲寿昌兄弟主持的模拟美国国会辩论会。董老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纽约停留时，我和女同学陈善祥（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协助和保护董老在纽约进行的社会活动。我曾为史沫特莱翻译她撰写《朱德传》中所使用的革命根据地的报刊资料。我还团结了思想进步的中国学者、同学如朱士嘉、韩寿萱、王毓铨、赵书文、陈善祥等进行国事座谈会，并联合签名致电杜鲁门，要求他改变援蒋反共政策。1945年何炳棣考取出国留学，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此时，学姐黄绍湘已经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了，黄绍湘心中，是否想把清华学弟何炳棣作为团结的对象？不得而知。所能知道的是，1946年黄绍湘获得硕士学位，归心似箭，望眼欲穿，渴盼着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 （2017年8月17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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