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
来源：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 作者：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 发布时间：2017-08-09
摘要：法静亦水 某种天然的怀疑与不满 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 在电梯里，我们大多只会默默地按下自己的楼层，不会顺口询问他人而去举手代劳；在商店里，我们除了付款拿货，与其他人更无其他的交流…… 一、我们是如何成为孤岛的我们这一代人，大抵处于“失礼”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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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静亦水 某种天然的怀疑与不满 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 在电梯里，我们大多只会默默地按下自己的楼层，不会顺口询问他人而去举手代劳；在商店里，我们除了付款拿货，与其他人更无其他的交流…… 一、我们是如何成为孤岛的我们这一代人，大抵处于“失礼”的一代。 虽说“失礼”，但道德教育仍多少是看重的。例如小时候父母常教育我们，见到长辈要恭敬问候，吃饭碗内不能余留米粒，与同学相处更不许口吐脏话。幼童顽皮，常有逾越之举，自然会遭家长呵斥。一次与二姐打闹，气急败坏之下，脱口而出从同学处学到的三字经，二姐顿时大怒，立马要告“御状”，当时的我，心中只觉惊恐，似乎犯下了伤天害理的大错，连忙求饶。事后父母如何处置我早忘记，但应不是什么让人血泪齐下的待遇。但直到今天，当时脱口而出时的不安心情仍旧难忘，大概是平日父母无时不在的“道德形式教育”已经深入骨髓，让这句后来在市井之中随处可闻的“三字经”让我升起那么大的恐惧。 初入小学，被老师教导，课前起立敬礼，路遇老师须问候，排队回家，要与同学依次告别，虽然都算不上郑重其事的礼节，但是这些简朴形式也让我们了解尊师重道，与人为善的道理。在记忆里，那时大概最有仪式性的就是每周例行的升旗，7、8岁的幼童，为了早日戴上那根“神秘”的红领巾，在这样的特殊场合也就自然特别的严肃认真，虽然我们根本不明白这样的仪式意味着什么，但是它却构成了童年生活中“神圣礼仪”的一个重要片段。 随着同名热剧热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人生指南之一 这三十年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大时代，无数的年轻人涌入都市、城镇，他们摆脱了熟悉的社会关系，被强行嵌入新的一个新的社会网络之中，这些初来的陌生人与旧有的社会结构之间，缺乏一套共享的“规则”（礼）去开启新的关系。 于是，在电梯里，我们大多只会默默地按下自己的楼层，不会顺口询问他人而去举手代劳；在商店里，我们除了付款拿货，与其他人更无其他的交流。因为缺乏“礼”的形式规约，我们看上去似乎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也失去了社会关系的连接感，因为“礼”的那种“造作性”往往会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周围的人事，虽然年轻人以此为负担，但却也会逼迫我们去找到与社会的融入点。 佛教里常讲，人与人的相识要有“因缘”方成，而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现代社会里，如果缺乏一套陌生人的交流规则，很可能会让都市的人际关系逐渐碎片化。所以我们过去常说“礼”是封闭系统的人际交往规则，但是它同样可以转换为现代社会的一套“礼节”，而这种形式强制性其实就可以在陌生人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人际“因缘”，让人产生一种彼此的连接感。 在日本旅游，感受最深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异乡人，你总能从对方的“礼节”中感受到一种温情，有人或许很苛刻地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形式而已，但它多少能给对方营造出一种“独在异乡不为客”的气氛。请相信，在人情冷暖上，人类总是会渴望得到他人善意的。 可是在国内，我们看上去享受了人际关系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收获了彼此的冷漠，在医院、便利店、宾馆，我们一次次地埋怨对方为何如此的没有礼貌，以至于我们似乎要用高昂的服务价格去享受特殊“礼遇”，而忘记了，当“礼”是用价格去衡量时，它其实变得更加的虚伪，只有当它平等施予每个个体时，它反而会显现出其真诚的一面。 缺乏陌生人之间的“礼”，也就丧失了人际的连接感，所以国人看上去似乎越来越缺乏公德心。因为，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疏离之后，我们就自然会落入自顾即可，何必顾他的逻辑。所以在今日的媒体上，少年帮忙清洗地铁地板也能成为热门新闻，捡拾失物还给失主能得到多方的赞美。而这些，只不过是正常文明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而已。 因此，中国人的冷漠，本质上不是道德感的完全丧失，而更来自于人情连接感的失落。我们找不到与陌生人的关系定位，也就无法在见面时温情地道一句：“早上好啊。”因为对方可能会因此感到错愕，这溢出了人际关系礼节的约定。 而没有“礼”，我们很容易成为一座孤岛。 二、日本人的礼：必要的“虚伪”关军先生在《揭开日本人的“道德”面具》一文中说到他对日本礼仪的看法： “人处于现代生活中，要享受它的便捷舒适，就要忍受它对你的规训，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最好这种忍受很适量，刚好能维持社会的运转。在日本，我总觉得“礼”大大超出了它实际的意义，而且严重地形式大于内容。同样道理，顾及他人的感受，这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道德准则，但发展得过了头，顾及就完全程式化了，请问，谁来顾及那个处处唯唯诺诺的灵魂的自我感受？” 这一段文章的核心主旨大概是，日本社会里的“礼”过度复杂，以至于人性被压抑，内心既不真诚，重心全在形式，何苦来哉？ 如果考虑到荻生徂徕受荀子影响颇深的因素，这番论调还真让我们看出日本社会中的“礼”的某些强制性是其来有自。不过中国人那种全凭己意的道德认知与实践，却往往最后在破碎的社会关系网络里步步退缩，最终陷入要么道德成圣，要么自欺欺人的极端两难。因此，现在每一次看到网络上那么铺天盖地的去赞美英雄事迹时，其实扪心自问，我等凡人，在彼时彼刻，会不会多是叶公好龙者。何以故？无强制性的“礼”的训练和共识，实践道德最终是一项非常高风险的圣人行为，因为你不能期待他人会施以援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荻生徂徕的见地不可谓不高明。 所以，关军先生对于日本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或许只看到其一，而未见其更深层的逻辑所在。中国人的思维因受佛教与儒家心性论的影响，更多偏于一种内省自律的道德观念，因而对“规约”的强制性与束缚则多持类似禅宗“扫荡一切”的倾向。既然内心无愧，自我心证，何求于外来证明一己德行？如此，私德与公德的阻隔便被打破，只要内心无愧，便足以心安。 但这等看似简易的标准，在复杂社会的运作中，缺乏形式的规约与保障，最终要么成为“真君子”，要么只能为“真小人”，“虚伪”在这个光谱里无任何立足之处。但是，道德的实践真的是如此非黑即白吗？一个公德及格的日本人，很可能在私德上有种种缺陷，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礼”的缺陷，反而证明了“礼”之必要，因为他界定了公共秩序的道德阈值。 去年冬天，在奥飞驒的温泉旅馆小住两日，整日看窗外白雪皑皑。抽出一天去登奥穗高岳。时初降暴雪，登山者寥寥，我们进入接待大厅，刚刚转过墙角，准备搭乘缆车，突然看到转弯处立有一位年轻女性，看装扮，应是操作缆车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无人前来，看上去似乎神思恍惚，心不在焉。见到我们，马上缓过神来，深深鞠躬，引领我们登上缆车。 一路上，她并无多话，只是按照惯例播报沿途景色，听得出来，那是长期职业训练的结果。声音虽然婉转，但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情感注入，不像在我们在东京、福冈遇到的售货小姐，个个眼波流转，声情并茂，直击心扉。但就算是这么一段相对无言，礼数“敷衍”的旅途，我也感觉十分温馨。虽然她的“礼数”看上去并不投入，但我却非常能理解在此暴雪日独守职责的那份冷清和寥落。 可能她有百般无奈，乃至对我们这两位“不合时宜”的乘客内心有些微词，但是却因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强制性的实践这一番“礼数”，但是她却实实在在地维护着社会公德，也就是在任何时候，放下一些自我，而成为他人的倚靠。 所谓中国人的冷漠，从来就不是道德问题 强调内心道德的真实性，不愿作“唯唯诺诺的灵魂”，一方面可能导致完全放弃道德的实践，因为此时的内心“选择自由”可能因道德实践成本高昂而选择逃避，也可能会一己的道德良知彰显而成就一位道德圣徒。因为强调内心，其实就将私人领域的道德通过良知的自我确认直接转换到社会公德层面。所以在国人的心目中，私德和公德往往很难区分。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感是知行断裂的，要么就是超级英雄，要么就是键盘侠。 行文写到这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敲门声，我恍惚间对着门外大声喊道：“轻一点！” 开门一看，原来是送EMS的大叔，压抑住心中的波涛汹涌，接过快递时，仍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谢谢”。 说“谢谢”，其实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和当时的内心情绪大概并不对应，但是身体的习惯让我在这样的场景会自然地以“礼”应对。此时的我是否不该压抑自己那颗“唯唯诺诺的灵魂”？还是可以放飞自我，和那位快递员怼回去？ 或许，在社会公德层面，“礼”是一种形式的自律和训练，让我们的心魔不至于随心情动荡而轻易示现。接过快递，深刻反省自己，所幸平常有“礼”的自我训练，而没有在此电光火石之间让自己的内心展现出它的暴虐。 所以，“礼”不仅仅是等级秩序的展现，而且有社会公德的训练功能，更有在陌生社会中强制性地互相连接和相互尊重的作用，而这些都是转型中国社会中最为缺乏的公共规范。尤其是当政治性的礼仪越来越局限在少数领域时，社会层面的“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以至于，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往往又是容易破碎的。因此，陌生人之间难建互信，熟人之间则过于随意，如此的两极化如果不是身处其中，还真觉得中国人的内心足够“变态”了。 不过，礼往往会仍然以星火的方式存于野。这两天正好网络上一则新闻非常热，一位福建莆田的司机在人行道前看见一位老人穿越马路，便提前减速，好让这位老人顺利通过。这位老人见此情况，向司机脱帽致意，全然一派古风，令人感动。 当然，很多人会延续五四以来对于“礼教”的批判，认为明清以来的“礼教”实为吃人之教。这个问题涉及历史的分析，此处不能赘述，但可以指出的是，明代的礼教其实较为开放，著名的明人謝肇淛的笔记《五杂俎》里就记载，明代妇人再嫁“无禁焉”，通奸之人也只是“罪止于杖”而已。清代“礼教”大兴，甚至惹得大儒戴震都要为“情欲”一番正名，足以说明清代礼教才是始作俑者，其因何在？史家当可深思。因此，五四所批判的“礼教杀人说”实有翻盘论断的必要。 在这三十年，我们听到过太多追求“自由”的呼吁，诚然令人鼓舞，但是在这背后，却往往忽视了社会层面对于秩序的渴求，但是权利自由的稀缺却让我们对于任何带有强迫性的规范都有一种警惕。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会对一切的形式规范都有某种天然的怀疑与不满，最终只能退缩到自我的内心深处，只求内心的道德良知自证，而不再指望任何政治、社会层面的仪式与规范，甚至觉得后者本身就带有压抑自由的“原罪”，而“礼”也自然成为了其中的替罪羊之一。 这或许就是今天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所在。淡淡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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