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20151004思想札记】：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及其历史反转
来源：孙国东法律博客 作者：孙国东法律博客 发布时间：2017-08-08
摘要：“公共法哲学” 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及其历史反转 孙国东 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三次具有较大共识基础的“西化”契机，但均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历史反转，并最终走向了自主探索的道路。 辛亥革命、孙中山与第一次历史反转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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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哲学” 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及其历史反转 孙国东 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三次具有较大共识基础的“西化”契机，但均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历史反转，并最终走向了自主探索的道路。 辛亥革命、孙中山与第一次历史反转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契机，出现在辛亥革命（1912年）以后。如果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式宣告西方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中国的破产），这一历史契机表面上给了中国大约12年的探索时间（1912-1924年），但实质上只给了中国大约440天时间（1912年1月1日-1913年3月20日）。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政治架构，而且随后各派政治力量均以较大的诚意“办共和”。但由于“宋教仁案”（1913年3月20日）直接促使孙中山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而该党的组织模式又奠定了后来的“以党建国”道路，因此，“宋教仁案”的发生已经实质上宣告了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在中国的失败。在《中华革命党总章》等涉及中华革命建党理念的文字中，孙中山除了强调党员“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外，还最早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革命方略，事实上勾画了后来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以党建国”道路。1913-1924年的历史发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等），只不过不是断强化了他以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心和决心。之所以出现这种历史反转，主要源于两大国内和国际背景：一是当时移植西方政治模式所导致的政局混乱、国族羸弱、民生凋敝、民权不彰等乱象以及按照西方政党模式组建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既使孙中山开始对中国学习西方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使他开始反思西方化的政党组织模式；二是“一战”导致的西方第一轮衰落的到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一反一正的历史契机，既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通过“以党建国”（军政）、“以党治国”（训政）和“还政于民”（宪政）三步走的战略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心，也使他对社会主义的部分价值目标表现出了深刻的同情。在《建国方略》《中国革命史》《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著作中，孙中山所阐述的成熟建党建国纲领大体上呈现出如下取向：以非西方化的组织模式和建国道路实现“西化”的目标，同时以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要素（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进一步规约“西化”目标。尽管孙中山的“以党建国”纲领具有某种过渡性，但是它却被同时接受这一纲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接受下来，并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路径依赖”。其具有社会主义要素的民生主义理想，尽管在国民政府时期未能落实下来，但却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价值目标，提供了超越于西方模式的理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孙中山的建党建国纲领为我们初步提供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 重庆谈判、毛泽东与第二次历史反转 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西化”契机，出现在“重庆谈判”（1945年）期间。这一契机的形成，具备十分有利的历史条件：中国结束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并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均支持中国尽快实现政治统一；经年累月的战争，特别是长期的抗日战争，既使向往和平成为主流民意，亦使“后帝制”的“国家认同”开始在中国形成，从而在民间形成了和平建国的民意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的有益经验，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战略上的可能性；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最大公约数”；等等。然而，主要由于国共两党在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关涉政治统一的核心环节无法达成实质性共识，中国失去了20世纪的这次最大“西化”契机。随后的历史反转，大致沿着三个步骤走向了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正式推出历史舞台（以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共产党取得建国主导权为标志）?取法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以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标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反思苏联模式为起始标志，以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为极端表现）。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局面的形成，为1950年代学习苏联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清算、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的公开决裂，特别是随后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对苏联模式进行政治和文化反思，为中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最终亦促使毛泽东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使中国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既包括主导了十年“文革”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包括1956-1966年期间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自主探索，如关于“四个现代化”等的探索。要对这种内容丰富、取向歧异的模式进行概括是困难的，但计划经济体制、全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挂帅和群众路线等大体是贯穿始终的取向。在这些取向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取向，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毛泽东也为孙中山所开启的“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自主现代化道路添加了“超越苏联模式”的维度。换言之，复古、“西化”和苏联模式都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否定性选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未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权主义国家等核心要素，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总体上仍未完全脱离苏联模式的范畴。就像孙中山对“西化”的超越一样，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超越也主要体现在实现路径和部分价值目标上，如重视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调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尊重人民意志等等。因此，如果说，孙中山为中国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初步提供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基本方向，那么毛泽东则为这条道路初步提供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方向。正是毛泽东所提供的这一基本方向，确立了中国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大体轮廓。 改革开放、邓小平与第三次历史反转 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西化”契机，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对“文革”及其所依托的毛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深入反思，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久违的西方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部分中共高层及部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间出现了新的“西化”思潮（官方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以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标志，中国再次走上了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转。促成这次更为全面、深刻的历史反转的历史契机主要有：1980年代末的激进“西化”学生运动被全面平息；“苏东剧变”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等等。随着这次历史反转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绩，人们对这条发展道路有了更深的体认乃至认同。甘阳曾把1992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摆脱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这种概括带有“后冷战”话语的鲜明特质，强调了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拒斥。然而，如果把它放在中国追寻自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它其实不过是使毛泽东所开启的“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更加明晰起来。可以说，邓小平为中国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制度框架。由邓小平奠定基本制度框架的这条自主现代化道路，具有如下基本取向：以“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统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现代化目标，以发展主义政策凝聚社会共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改革难题。为此，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以“四项基本原则”重新确认了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的内涵，并把市场经济纳入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构中，力图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条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肯定性面目（是什么）也许还有点模糊，但它的否定性选项（不是什么）却已历历可辨。它是“非复古”的，因为它明确重申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对现代化的发展纲领、战略步骤等进行了细致的谋划；它是“非西化”的，因为它坚决否定了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模式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它是“超越苏联模式”的，因为它全面反思了计划经济模式，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未竟谋划：“非西化”与超越“苏联模式” 从辛亥革命到重庆谈判再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的中国曾迎来了三次“西化”契机，然而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历史的反转，走向了对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求。在每一次历史的反转中，都站着一个历史巨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主题，因此复古主义的退路是首先被作为集体共识予以否定的选项。整个20世纪，困扰中国的问题始终是：我们是否要移植或学习既有的现代化成功经验？由于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和依靠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居上的苏联先后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问题实质上变成了：“西化”（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是不是我们必须移植或学习的经验？同时，由这两种模式的拉锯互动、相互辩驳所形成的认知框架，一直塑造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想象空间。提倡“以俄为师”的孙中山，率先用苏联式的建党建国模式改造了“西化”的建国道路，并用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规约了“西化”目标，从而为中国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开启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基本方向。主张“反对本本主义”的毛泽东，不仅使现代中国成功地建立在了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而且率先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从而为中国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开启了“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方向。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邓小平，不仅开启了对毛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反思，而且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嫁接到社会主义的母体之上，从而为中国“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本制度框架。从1912年到1945年，从1945年到1978年，20世纪中国的三次西化契机恰好各间隔33年。及至2011年，第三个33年已经到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条“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成功。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不仅从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等的阐发）反（对“老路”“邪路”的明确否定）两方面确认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而且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自此，中国用整整100年时间探索出来的这条自主现代化道路基本确立了起来。然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恰恰是因为不仅这条道路还远未定型，而且改革攻坚的任务亦远未完成。一个较为根本的问题，似乎仍横亘于“西化”与“苏联模式”之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方面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清算，但沿袭于苏联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却仍未根本松动。在未形成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前，“西化”思潮仍是威胁现有发展道路的一股潜流。因此，如何建立“既非复古、亦非西化同时超越苏联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仍是有待突破的历史课题。2015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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